稅務天堂與小國的平等之道

firma_aufmacher_final
圖: http://panamapapers.sueddeutsche.de/en/

馮志強君的〈巴拿馬文件曝光,詰問香港稅制正義〉 是一篇寫得很好的文章,論證和資料都扎實,解釋了到底在現代的金融經濟下,避稅(可以)是怎樣的一回事,是了解巴拿馬文件和稅務天堂到底是在發生甚麼事的好文章,值得所有有興趣了解問題癥結的朋友細讀。至今才抽到一點時間大約看看巴拿馬文件的相關討論,勉強掌握到一些大概。那大堆文件還有待解密,但據說最終也只是可以知道誰開了哪間離岸公司,而對那些公司的業務還是不清楚。這樣一來,我十分認同文章作者結論的一句:巴拿馬文件並非什麼新鮮事物。一直有留意當代資本結構和金融經濟的,大抵不會覺得離岸逃稅是甚麼新鮮事。

這裡讓我就我近來讀到的一些相關的理論文章(相關文章見文末),補充兩點,也當是為自己寫點讀書筆記:

1. 文章指出,「不同的避稅天堂之所以出現,都有其歷史軌跡」,而集中談二戰以後英國有意讓一些殖民地變成稅務天堂,以吸引跨國資本匿藏資產,來解決殖民地經濟下滑的問題,怎料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反過來成為本國的稅收漏洞,禁不勝禁,本國資本家和利益團體已經盤根錯節,一同反對英政府著手的改革。這是一個精彩的歷史解釋,但稅務天堂這個概念的存在,這種「以改寫金融相關法例吸引資本」作為一種發展經濟的策略,似乎有更深的制度和歷史根源。銀行保密法在十九世紀末的瑞士已經存在,至二戰前已完善,銀行大部分職員都不需要知道用戶身份,向他人包括他國政府透露用戶資料更是刑事罪。低稅簡單稅制也是在十九世紀末已存在於摩納哥。境外的經濟活動不抽稅的法源也是來自二十世紀初英國的判例。那麼,是甚麼把它們變成一個國家可以用來化身稅務天堂的「Package」呢?

根據 Rosen Palan 的講法,更深層的制度轉變其實在於十九世紀末民族國家的興起——即原來源自於基督教的自然法體系崩潰、國家被視為所有法律的權威的根源、視國家的正當性來自於國民的授權、國家成為惟一在彊界內合法掌握武力的實體、中央集權、以及因此而來的國界和國民身份的正式以法律(及支撐法律的武力)界定。國家於是能夠隨其所好寫法律、介定何謂合法的國民、法人和自身法律的轄界(即所謂的 Jurisdiction)。而同期發生的則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興起,工業國家追求商業國際化,讓市場向全球擴張。經濟自由主義的追求催生了一系列最早的國際法,規定跨國商務的協調,簡單來說就是令各國互認外國商人在本國的資產,以及對外國商人和本國商人的商業活動一視同仁,都可以自由買賣資產。

這些都不是民族國家興起前的常態。正是在這些前提之下,A 國人在B 國開公司在C 國買資產,才是被廣泛承認和受法律保障的舉動,於是同一個主體(資本家),可以在法律上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法人身份代表,即所謂 fictional 的存在。也就是說,稅務天堂之所以可能,其實反映了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核心制度結構,這個核心結構一天存在,稅務天堂就會繼續存在。Palan 甚至認為,要徹底解決稅務天堂的問題,沒辦法不徹底摧毀民族國家的制度和主權理論的架構。

因為只要各國依然被視為有權寫自己的法律,國家自身就是一地法律的正當性的來源,沒有更高階的國際組織有權推翻一國的法律,那麼各國的稅務、公司、法人、投資和產權相關的法例就不可能真正的完全整合;也就是依然不能將資本家分散各地的不同的身份和資產還原為一個個體(即還原其 legal unity),並以此為標準徵稅。我們當然想像世界各國可以真的團結起來合作對抗資本的流轉,但各國自身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和利益考慮,要它們真的誠心的通力合作,幾乎不可能。所以,只有當國家的主權不再被視為絕對,國家不再是國際金融管制的正當性的來源,才有真正對抗稅務天堂的希望——但這又似乎比前一個可能性更渺茫了。

2. 文章結尾指出:

「政府必須承認我們作為人本身所被賦予的社會、經濟、政治權利,糾正『偏坦』資本的香港稅制,透過資源再分配讓勞動者能過上有尊嚴生活」。

看過網上有些講法,指這是太理想,到底如何可能一方面維持香港既有的對中國的制度優勢——發達的金融體系以及「中國需要香港這個地方讓內地官員藉此地避稅」,一方面又實行對資本的規管與限制?文章指出,我們應該正視這樣偏幫金融資本的體系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尤其是對基層帶來的成本。這點我完全同意,但卻覺得,這兩者之間也許未必需要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前面提到的瑞士即是一例:瑞士其實是歐洲有名福利好的國家,另一在某些稅務天堂名單榜上有名的歐洲國家奧地利也是,甚至在二戰後一度可以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因為體制上容許強大的工會在經濟政策制定上的廣泛參與。這如何可能?

Peter Katzenstien 稱這為這些「小國」(Small States)的 Social Partnership 意識形態和制度架構的作用:因為小國寡民缺乏資源,無法左右世界市場,只能順勢而自我調整,因此經濟政策和制度都要講求靈活;而靈活與快速適應,其實需要社會的高度共識,國民願意互相合作,快速作出制度學習、分享創新經驗;這樣的一個社會,就得強調 Inclusion,不能只有少數winners 而有大多數的 losers,相反社會的財富應該盡量共享,政策制定盡量包攬所有利益團體,照顧不同的利益。簡單來講,一是需要民主,二是需要平等,然後才有可能出現 social partnership的意識,然後才有可能出現有利快速應付市場變化的制度與政策,才有可能有真正「靈活」的經濟。

換轉到香港的例子,其實反過來,正是需要民主和社會再分配,尤其是需要將金融體系得來的財富轉移到能令人民廣泛受益的領域(譬如促進本土就業和消費的社區經濟),才是鞏固和進一步發展香港固有的在國際經濟分工上的優勢的前提。套用近來潮語,不妨說只有這樣,才不會「社會撕裂,大家都輸」。過去這樣的「社會分紅」是建立在全民炒股和全民炒樓之上,而這個模式現在好明顯已不合時宜:樓價已經高到大家都買不起樓,連車都上不到,又徨論以買樓藏富保值。考之國際經驗,民主參與和社會財富轉移,建立社會共享的體制,似乎才是長遠鞏固一地經濟自主和發展的模式。政治上強調公民參與的民主自決,與社會經濟上的財富轉移培力自強,也許是邁向健康發展的一體兩面的必要之路。

參考文章:
1. Palan, R. (01 Dec 2002). ‘Tax haven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1), 151-176
2. Katzenstein, P. (March 2003). ‘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 New Political Economy, 8 (1), 9-30; Katzenstein, P.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