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本土:當時代翻轉

10403002_10152517227401514_7617623379022291120_n

六四晚會臨近,面書上都是就有關八九民運對中國與香港的政治意義的交鋒和罵戰。本土派的學生組織領袖高調惡言批評支聯會和六四晚會,認為香港的政治新時代、新出路,在於和中國民族主義切割,而這個切割的關鍵,就是首先要和「建設民主中國」這一理念切割。所以他們對支聯會和六四晚會不只批評,也要攻擊,重中之重是要摧毀支聯會及其背後基本理念的正當性和情感基礎;非如此,本土之為本土,對本土派而言,無以確立。

這是香港前所未見的「反六四」的聲勢。悼念六四,將失去網絡上的新一代(或至少輿論和政治能量最強的一群)的同情了嗎?我想起的,卻是梁文道為楊照《讓故事照亮未來》(《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大陸版)寫的序,談起寓言故事的倫理價值的兩段:

然而,我們還是很難否認幼年那種看故事要看教訓的閱讀態度的價值。最起碼,它教懂了我們什麼叫做“寓言”,這種最基本的修辭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類認知范疇。《伊索寓言》和《世說新語》曾是無數人處世之道的啟蒙,創世神話則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們的底線人格,給出至為基礎的價值和世界觀﹔同時也讓我們學懂了一種有效的溝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種種寓言修辭去說服、勸誘和傳播。

正因為這種“故事加教訓”的寓言閱讀太過常見,反而令人容易忘記它其實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過了這麼多年,世上始終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訓”不只是把一個已經很完整的教訓裝進一則同樣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載了內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節同時也該是個說理的步驟,推動其前進的劇力也應該是某種真相漸次敞示的過程。換句話說,故事不是傳遞信息的包裹,而是構成一則信息的骨架,甚至是發現和發明某項事實與觀點的道具。所以,當我們稱贊一位作者很會用故事去“講道理”的時候,除了是因為他很會打包教訓,使其份外悅耳動聽、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訓徹底分離的外殼,而是內在於教訓的觀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見,聽故事要聽教訓,與聽故事要看它好不好聽,便不是能夠截然二分的兩回事了。

是因為我們失去了足以打動人、團結人心的倫理故事嗎?當道理失去故事的骨架,或故事僅成為早知結論的道理的外在容器,也許就是道理與良心和情感有距離的時候,也就是一切都不再是不證自明了。這是教訓失效的時刻。

還是說,為八九民運說同一個倫理故事的基礎,已經失去?還是說,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把它說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身份認同所繫的故事?它可能是良心的底線,是很多人的政治啟蒙,也可能是我們各自作為生命個體的重要記憶。但似乎這並不是我城燥動的人們想要的:他們需要的是有關自身的神話、符號,是引以為傲可以為之捨身的光榮過去,是以我最為自豪的形象界定身份的共同體。這是用以補償現實中的不安、不確定、自我認同的挫傷、一直被視為正當的社會倫理系統的崩解。

那些所謂的本土派層出不窮挖出來的似是而非的香港「國族」故事,乃至香港城邦論、民族論,其實都是在填充人們的這個需要,而丟掉「建設民主中國」,就是這個故事呼喚「我」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要是沒有可以和這些故事抗衡的倫理故事,「六四」終將完全失去那些渴望由故事得到自我認同的補償的人。我想,這才是整個爭辯的真正關鍵。香港的一九八九,可以包裝成這樣的一個近乎信仰的故事嗎?

我其實還未想得很清楚。我猶豫不決的,不是悼念六四或八九民運的意義,而是為一個「我們」說一個倫理故事的作用本身。這樣的倫理故事,換個說法,就是意識形態,人們渴求一個為壓迫與不安賦予意義的價值系統。真正成功的意識形態不是教條,而是把教條鑲嵌其中,一層又一層的打動人心的故事。可是,如果香港人一直的功利、輕視知識和犬儒的性格有甚麼德性的話,就是對這些大故事的冷漠:只有個人經驗是真實的,沒有一個「我們」可以鼓動情感令我們真的為之捨身。

六四晚會的「行禮如儀」之所以讓人反感,就是在於它毫無想像力;但反過來講,也許這正是其可貴之處:它並沒有野心去煽動我們甚麼。晚會遷就放工時間開始,在不阻大家回家瞓覺的時間結束,你看到甚麼、你在之後追求甚麼,是自己的事。沒有人會覺得去了晚會之後,會有強烈的「入教」情緒。「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倫理故事嗎?當時代翻轉,當人們不再安於無可無不可的平庸,而追求狂熱,那個關於我城的、建立我城人格的倫理故事,應該講,還是不講?

回想起來,才發覺自己其實一直沒有為八九六四寫過甚麼。還在中大學生會當幹事的時候,自然寫過政綱寫過聲明,但那都不算是我的文字。大學一年級開始去六四晚會,三年級的時候民主女神像入中大,那時我也在現場當糾察,看著當年的學生會會長在火車站廣場前朗讀宣言。但六四真正打動我的「經驗」,其實在更後。

那是四年前,當時還在中大工作,六四前某天放工,撞著當時的中大學生會在火車站辦的論壇,聽者寥寥。我不知道講者是誰,只看著她一頭白髮,在盛夏的微風和疏落的人影中,一直吃力地講,講那天晚上在廣場見到的一切,講她二十多年來的掙扎。那一刻好像有甚麼擊中了我。我甚至已經不再是見證者,只是見證者的見證,乃至見證的見證的見證;但只要我們還能分享到見證者心中的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隨著他們一起走進當年的黑夜,我們就沒有理由放著這份記憶不管,以為事不關己。我還是這樣覺得:天安門前的抗爭者面對暴政的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見證這些人之為人的苦難,令見證者有著見證的倫理責任;而作為見證著見證者的掙扎、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的我們,也傳承了這樣的責任。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