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拉扯下(不一樣)的神學思考

 

pic_review我不是教徒,亦不了解教會,但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的近著《中國乎?本土兮!身份認同的十字架》卻是一本令我難以釋手的小書。作者是著作等身的中國近代教會史研究專家,書中談到中港政教關係的基本歷史與脈絡,信手寫來都清楚明白,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門小書(雖然這不是作者本意)。但我認為這本書吸引的地方,更在資訊性之外,而且應該是對所有對香港近年政治信念的拉扯感到困擾的人,都有所觸動。因為它更是一位教徒面對近年拉扯香港政局的兩大思潮——中共挾著威權管治推動的天朝主義和香港因為民主抗爭而起本土主義——的一份難得的反思,其實對非教徒也同樣尖銳,而我們也許沒有比教徒更完備的答案。

在本土與大中華之間

這位神學院院長在書中的開篇也是最長篇的文章談的,意外地竟然不是教義,而是本土:回顧香港的民主運動史、談近年的中港矛盾、談身份認同、引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來談價值觀認同轉變與世代、引台灣的中國研究學者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概念來設想公民社會應該如何面對中共、談教會應該警剔成為與中共勾結共謀侵蝕本土公民自由的「在地協力者」的危險。這幾乎是一份社會研究的報告,卻是本於作者在神學院的一次公開講座。這與我們一般對神學的想像大相逕庭。

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希望在書中帶出這個信息:這些社會轉變其實為教徒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倫理挑戰。中港兩地的社會轉變,尤其是政治氣候的變動,令兩地教徒開始面對著不同的壓力——即使是在同一個威權統治者籠罩之下。但這卻不是對國族、政治欠缺充份反思、只重視「傳福音」的傳統教會教義所能輕易處理。

差異與衝突,教會的兩難

在香港,教會面對最大的壓力,即為雨傘運動後的撕裂:教會和教徒,應該維護既有秩序的和諧穩定、繼續和政權保持良好的關係?還是應該更積極參與守護香港的政治自由、乃至走到抗爭的行列?在教會宣揚政治見解有沒有錯?以教徒的身份參與抗爭有沒有問題?邢福增在書中批評,香港的教會長期囿於所謂的「政治中立」,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忽略退縮不作處理,一旦有衝突,即動輒非黑即白地援引教義,判意見相反者為惡。這其實不利教會和教徒健康回應變動中的社會,也忽略了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有培育良好公民、甚至守護本地公民社會的責任。

可是,守護本地公民社會不免要和威權干預香港、「外來的」中共對立,而事態的發展,正是香港的政治獨立,已經走上抗爭的議程;而又加上中港經濟文化漸漸一體化帶來不斷的民間衝突,香港的年輕一代愈來愈對大陸欠缺認同,本土思潮催生所謂「天然獨」的國族主義。那麼,當守護公民自由,不免走上認同香港本土政治身份的路上,這和香港教會教會的普世倫理和一直以來的大中華視野,就形成了張力(邢福增在書中提到,在1949年之前,香港基本上只是來華教會的後勤點,香港教會林立、信徒有長足發展,是共產黨把大陸的大門關上以後的事;所以香港教會普遍有向北發展的願景,在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更是如此)。邢福增在書中提出的疑問是:如果不想被限於(香港的)國族身份,那麼,教徒對本地政治社群的認同的倫理基礎,可以是甚麼:為什麼香港的公民社會,值得教徒走出「傳福音」的私領域來守衛?

如果政治與信仰的矛盾,在香港還只是民間的;那麼在大陸,這就是體現在政權的具體打壓。書中有邢福增對浙江自2014年來的「拆十架風暴」的數篇評論,批評的是大陸官員以清拆違規建築為幌子、打壓宗教發展為實,強行把浙江多所教堂的十字架拆去,觸發和教徒的連場衝突。甚至連親官方的教會建制高層出言反對,都被無情打壓。

這是近年來罕見的對教會的壓制,背景是近年大陸基督徒的急速增長(浙江是信徒人數比例達人口15% 的基督教大省,溫州甚至被稱為「中國耶路撒冷」)。威權政府不會容忍自身以外有大規模動員力的信仰,所以逼迫教會表忠:你是順服黨國,還是順服神?在邢福增悲憤的評論背後的尖銳問題是:政權重新選擇高壓路線,大陸教會走向健康發展的路愈來愈遠,教徒還有向政權退讓以換取生存空間的理由嗎?但又有基於教義的理由走向更公共的抗爭嗎?有理據批評向官方屈服的教會嗎?

安於不安:亂世的安頓?

書中的文章便是邢福增拿著這些問題自我拷問的紀錄。他並沒有提出簡單的答案。事實上,書中出現得最多的標點符號,是代表著困惑的「?」與猶疑的「……」。當然,作者一些立場相當鮮明:教徒有責任建構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公民應該有充份的宗教自由,大陸官員對教會的打壓是錯的、人大831否決香港普選是錯的、向和平示威者射催淚彈也是錯的。這是身為神學院的老師,在今日艱難的政治情勢下令人敬佩的堅持。

但這些堅持和猶疑,真的沒有張力嗎?如果作為教徒的他沒有為這些問題找到在教義詮釋上的完滿答案,那麼應如何解釋自己那些有進步色彩的「黃絲」堅持?我認為,這種張力應該如何處理,多少是書中迴避了的問題。當然事實上這也難以回答。前文提到的那些問題,即使不接受那些神學的前提,對非教徒來講也不易回應:大家都渴望有良治社會,但如果當下的建制已經放棄對良治的追求,而和建制對碰卻不免帶來秩序的動盪、政權的報復、前路茫茫,那麼,我們有甚麼理由走出私人生活去抗爭?又應該如何面對立場相反的他者、和他們共處?

邢福增在書中沒有消解拉扯的答案。但他展示了面對拉扯的態度。那就是:安於拉扯。基督徒應該超越一切令自己安穩舒服的定見,勇於認識與回應社會轉變,安於意外與困惑,不尋求當權者的庇護(以及因之而來的安穩生活),磨練自己對善與正義的體會和堅持。他在書中這樣說:「我們與其執著上主要藉某一神蹟來建立我們,倒不如開放自己,並真誠的問上主,當下的經歷,不論順逆、生死、禍福,如何經歷上主…… 在黑暗之中,仍然持守盼望、仍然願意相信的,便是神蹟。」

神以外,還有甚麼動機?

其實,這不也是面對今日動盪撕裂的社會,希望推動社會進步者應該學習的態度嗎?不一定是教徒的我們,沒有神作為終極的信賴所在,又可以有甚麼動機,接受這套「安於不安」的倫理?這也許恰好是我們值得向信仰學習的地方;也正是信仰對當下香港的公民社會,最有價值的貢獻。

(原刊於明報  星期日生活,201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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