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前世,香港今生 -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6741_592511260782476_2023099173_n

(原發表於《評台》網站,2013年6月7日。)

周愛靈博士的《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是一部相當獨特的香港史著作。這本書談的是新亞書院由 1949 年創校到1963年加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前後二十年不到。這難免令人好奇:新亞書院這短短十多年的歷史,到底有甚麼好講的?但只要細讀本書,我們就會發現,這確是一段有趣的歷史:當時圍繞新亞書院和成立中文大學的政治角力及其結果,都為香港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觀念的形成,留下了伏筆。如果沒有讀過周博士這本著作,我們大抵難以想像,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爭逐,竟曾經如此驚心動魄過。這是一段中大官方不會談的歷史,也是一段香港人從未注意過的歷史;但細讀這段歷史,我們卻能對中大和香港,都有更豐富的想像。

花果飄零到吊詭之地

為什麼五十年代的香港高等教育政策會如此敏感?這和一河之隔的共產中國有關,周博士在書中的第二、三章便對此有相當精彩的勾勒。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為香港帶來了大群的難民,這群難民中的年青一輩、以及下一代,會往何處去?大陸已被中共控制,中共且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以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受的中文教育:在整個五十年代,儘管英文中學遠比中文中學多,中中的畢業生數目卻遠超英中。

應如何處理這大批年青學生?港英政府一度舉棋不定。一方面是資源考慮:高等教育所費不菲,戰後無論是英國本土還是香港,都不見得有充裕資金辦一所新大學:戰後百廢待興,港英政府甚至一度連香港大學也打算停辦 (頁159-160);但另一方面,港英政府更不願大量年青華人流到中共之手,「受到有組織的政治灌輸」,然後回到香港「傳播更多共產主義思想」,隨時會引爆社會動亂 (頁135)。但任由他們往台灣升學,又會令香港和台灣國民黨政府走得太近,以至招徠中共入侵的口實。

新亞書院正是在這樣的複雜局面中創立,由錢穆、唐君毅等一班南來學者,希望以傳統書院的模式,為逃避戰亂而來到香港的年輕人提供中國文化教育,為中國的復興儲才;用周博士一個很好的說法,這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典型的中國教育經驗,確保學生在當中得到熏陶… … 以中國文化作為他們的信仰,並且成為忠心的文化實踐體現者」(頁66)。錢、唐都反對共產中國,但亦同時不滿遷台國民黨的腐敗,這也大抵是當時數十萬移民滯留在香港的共同原因;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竟吊詭地成為了兩岸三地中最適合開展中國文化教育的地方。

中文教育:民族‧本土‧反殖

雖然港英政府對民間書院未加干涉,辦學相對自由,但新亞書院和當時為數不少的民間中文學院,頒授的學歷都不為政府承認,資金亦無保障。到了五十年代中,重返大陸的希望已愈來愈渺茫,這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得到殖民地政府某種形式的承認已是唯一出路。在1957年,新亞書院便和當時規模較大的中文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組成了中文學院聯和會,以「協調共同利益,跟政府商討未來發展」 (頁138)。

事實上,當時高等教育問題亦已成為港英政府愈來愈大的憂慮。一方面,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升學的學生人數有增無減,超過了留港進修的中學生人數;而另一方面,社會的文化分裂也愈來愈嚴重。周博士書中便摘引了當時的副教育司毛勤在1956年的一份報告指,香港已出現了一個「兩極的社群分化」,一邊是「英化的華人」,認同西方社會和西式教育,另一邊則是「仍然中國化的華人」,仍對中國抱民族自豪感;兩方各自進入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然後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到中文學院、或大陸或台灣的大學升學去。報告指這「雙重的學校制度現今已很牢固」,不得不正視 (頁136-137)。

對港英政府來說,辦法不外兩種:其一是承認包括新亞書院在內的中文學院的高等教育地位,其二是香港大學擴大收生數目、開辦中文課程,以吸納這批移民學生。但港英政府對這兩個選項都不滿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認為中文教育不可能達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至於中文中學的畢業生,他們甚至覺得根本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 (頁131, 140-141)。

最能表現這種對中文教育的歧視態度的,是1957年底香港大學教育系主任皮理思教授在報章發表的一系列檢討香港高等教育的文章。文章批評中文並不適合大學教育:他指出,由於欠缺有水平的中文的教科書,中文學界的水平亦不足,一些如物理學或經濟學的學科,根本不適合用中文教授,最多只能用中文教授這些學科的入門課程;他進而認為,既然這些學科已經有充份的英文文獻,何不直接用英文學習?發展中文高等教育只會拖低香港學界水平。中文學院最多只能作為入讀香港大學的預備班,卻不夠資格提供大學教育 (頁144-145)。

中文學院聯和會對皮理思的文章極為反感,並立即在報端撰文反擊:他們質疑皮理思漠視了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傑出學人輩出,編寫了高質素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他們質疑皮理思根本就沒有足夠知識判斷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他們認為,中、英各有自身的文化學術傳統,「倘欲將中、英兩國最佳之大學作一比較,是否有客觀之標準可作根據?… … 中國有其本身之教育理論與傳統,在任何方面足與西方教育之理論與傳統相比擬」(頁147)。

聯和會的文章進一步把論調上升到民族文化的層次:他們批評,香港大學根本就是一所為殖民地政府訓練專業人員和公務員的大學,不能照顧本土的教育需要,因為「該校一切工作均以西方典型為依歸」。而只有一所由華人所辦的中文大學,才能滿足到香港的華人社群乃至整個東南亞的華人民眾的文化和知識追求:

「香港… 事實上已形成中國文化與教育之主要中心,正予以整個東南亞以文學、技術、教育等等之服務以及其他方式之領導… 本港之中文專上學校之存在,乃際此緊急需要期間,可為整個東南亞服務者。吾人深信香港在歷史上已負起全新的重要責任,是即發展與增強中文大學之教育。」 (頁150)

周博士指出,這篇抗議文章所表現的文化和民族自豪感,在社會引起的廣泛支持,遠超港英政府的估計。這樣一來,成立中文大學便成了一個涉及文化、民族的公眾議題。教育司高詩雅遂不得不在翌年回應:「我不想要第二所大學,但覺得… 建立第一所頒發學位的院校可能是惟一可行的解決方案。」港督柏立基也在給倫敦的報告指出,「為避免冒社會嚴重抗議的風險,已經不能不讓它們(指中文學院)得到某程度的承認」,成立一所中文大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在1959年,港英政府宣佈決定成立中文大學,並邀請聯和會的三所中文學院參與 (頁155)。

由此可見,中文學院聯和會反駁皮理思的文章,因為挾著民族氣節和本土需求的聲勢,最終迫使港英政府承認中文高等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把成立中文大學放上政策議程;成立中文大學因此其實是民間反殖抗爭的一次勝利,也是戰後香港首次成功的民間抗爭。這樣也部份解釋了,為何中文大學打從成立開始,便是社會抗爭的一大搖籃:用中文授課的大學得以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立,突顯出來的正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的歧視和壓迫,本身就充滿了民族、本土和民意伸張的意味 (註)。

中文大學與香港的政治定位

當然,我們也不必放大中文學院抗爭的力量:面臨冷戰和中共威脅這複雜局面,港英也不斷調整政治定位;而成立第二所大學,其實正是新的政治規劃的一環:那就是政府選擇積極介入而不是放棄對殖民地的社會-文化控制,在香港建立獨立於台灣和中共的中文教育體系,並進而決定把香港建構成一個中立的政治空間。用周博士的講法,這「標誌了香港功能地位上的轉變,令香港不再只被簡單視為一個能談判中國關係的地方,也被看成一個特別的地方-一個需要免疫於中共與台灣政治策略的安全空間」。但這卻不意味港英準備把香港帶向自治:香港不能走向政治獨立,一直都是港英政府的共識。反之,港英政府的這個決定,是要「跟鄰近兩個有問題的中國政府製造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距離」(頁161)。

根據周博士書中引述官員往來文件的蛛絲馬跡,港英之所以在香港採取這套策略,其實是考慮到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的民辦南洋大學變成了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凝聚點,加劇了當地的種族衝突,帶來管治不穩;因此英國政府這次便決定直接介入,希望「香港有一個跟新加坡不同的結果」(頁142)。因此建立中文大學,其實不完全是讓步,反而是非常典型的英國政治手腕:柏立基向倫敦的提議,就是在有組織的對抗勢力成形之前介入,以免「失去控制權」(頁155-156)。

於是成立中大之議一定,港英政府就不斷施壓要求新亞改革課程結構和書院結構,希望在借助新亞豐厚的文化資源發展中國研究的同時,切斷中文教育和文化及政治認同的關係,因此要求新亞的歷史和哲學課程要變得更「客觀」「平衡」,要加重西方文史的內容 (頁218-219, 235);也要多加「實用」的科目如商學和社會科學來滿足「本土」的需要 (頁224-225),新亞書院面對政府資助的財政壓力,亦只得照辦。

雙方在政治認同上的衝突更是敏感:港英政府堅持學校得「政治中立」,因此不准新亞聘請有國民黨背景的台灣學者,因新亞力爭才勉強作罷 (頁179);港英又禁止新亞在雙十節懸掛民國國旗,新亞激烈反對,威脅退出籌辦中的中文大學,但港英堅持不讓步,最後還是新亞校長錢穆決定讓步,放棄掛旗,並把校慶由雙十節改為孔子誕 (頁193)。形勢急轉直下,在港英以資源威脅之下,新亞幾無還撃之力。

中大的政治意義

因此,雖然中文大學最後得以成立,但新亞在課程和政治認同上和港英的角力,卻節節敗退,錢穆也在中大成立後第二年即辭去新亞校長一職。港英政府的目的也完全達到:中文大學最後成為一所「政治中立」的大學,整個中文高等教育體系牢牢掌控在港英政府手上,和民族主義和政治認同的關係徹底切斷。香港也由此確立了其去民族認同、既反共卻不親台的華人社會的地位,政權還是在殖民政府手上,避免了新加坡的覆轍。

但是,在爭取成立中文大學的過程中,中文學院的民間學者挾民氣而和殖民政府討價還價,把中文教育上升至民族主義和本土社會的政治層次;最終中大畢竟得以成立,中文高等教育的地位也被確立,還為中大埋下了抗爭意識的種子:中大成立不到十年,中大學生就已經熱切投入到中文運動和保釣運動之中-這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也實在不應為歷史所湮沒。周博士再現了這一段歷史,著實是替中大、也替香港,保育了一筆備受忽視、卻又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

註:可悲的是,即使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即使是在中文大學,皮理思的論調依然大行其道。香港的中學教育依然崇英抑中,而2005年中大推動所謂的國際化,就是要求中大那些「普世性科目」-譬如科學、社會科學,都應當用英文教學-這大抵可算是數典忘祖的極致。

Advertisements

One thought on “中大前世,香港今生 -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1. Pingback: 中大前世,香港今生——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 評台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