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成為香港之前的香港 :讀呂大樂《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14_七十年代

(原發表於《評台》網站,2013年3月1日。修訂於2017年3月12日。)

中港矛盾日漸升溫,儼然已成為了香港政治爭議的一條主軸。如果以民間動員的程度來看的話,自零三七一倒董以來,大抵也沒有哪一個政治意識形態,能比中港矛盾更深入民心,而且能橫跨由政府的合法性 (例如批評梁振英為共產黨的傀儡,中共意欲干預香港的獨立司法體系) 到民生議題 (如雙非嬰兒問題、自由行與水貨客的問題、近來內地人來香港搶購奶粉等) 到文化差異 (例如對商戶或政府用簡體字感到不滿) 這樣廣闊的政策領域。好像香港面對的種種問題,不論是社會民生還是經濟結構還是政治發展,都可以「入大陸數」:「香港」是要保衛的,而「中國」是外來的,是要抵抗的。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久別的港英時代龍獅旗又再次在街頭飄揚——當然,持旗者否認這是希望香港再被殖民,那面旗幟也並不真的是複製當年的龍獅旗,而是稍為修改; 反之,他們指這是代表香港自治的理念,繼承港英政府時期的良好素質: 文明、自由、法治,之類之類。而共產黨治下的卻是另一套強加於香港人的理念: 簡單來說,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些港英時代的「香港價值」的反面。他們未必有很大代表性; 但事實是,緬懷和認同港英時代的香港社會的人在所多有,而這個「香港」的起點,就是七十年代,又或者說「麥理浩時代」,陳冠中所說的香港的官僚善治、類福利社會開始的時代。

是甚麼時候開始,所謂的「七十年代」成為了所有香港人——即使是沒有真正經歷過七十年代的新一代——所公認的好時代呢? 這是呂大樂寫《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所帶著的困惑。你可能會說: 這不是自然不過嗎? 政府推動了各種社會福利和城市建設,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改善,自然覺得那是好年代。但呂大樂這個親身經歷過七十年代的民情轉向的當事人,卻對這個「理所當然,最自然不過」的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興起困惑不已; 他想說的是,作為七十年代的過來人,他所感到的並不是這樣的。由各方面重構當年的社會民情,這樣的民情轉向,其實是出於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所以這個民情轉向是一個「未解之謎」: 民情轉向之前的香港,儘管港英政府大費周章,但社會依然欠缺凝聚力,對公權力的信任低落,覺得香港經濟前途未卜——沒有人會料到,那樣的一個香港,竟然是當代香港人本土身份認同的起點,香港美好時代想像的寄託。

成為香港之前: 殖民地的動盪與冷漠

呂大樂在書中重點考究的是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和六七暴動至七十年代中期這十年不到期間的香港民情; 而七十年代民情轉向開始和之後,他真正觸及的只有書中最後一章,論述的是麥理浩管治背後的各種策略考慮,以英國方面解密的檔案為基礎,卻並不是討論社會民意的演變。但事實上這最後一章卻是呂大樂這本書一個十分重要的支柱。這點我們後面再談。呂大樂在書的前六章圍繞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動盪之後,一路走到一九七四年這個民情轉變的關口 (他稱之為「無關痛癢」的一年,但這一年過後,整個香港——由城市景觀到社會建設到身份認同—卻很快換上了新貌),到底香港人感受到的是甚麼呢?

有趣的是,原來到了一九七四年,香港民情對未來依然感到暗淡。呂大樂指出,儘管廉政公署於當年成立,但有別於今日大家將之引以為傲,當時大家對腐敗的港英政府是否真的有心打擊貪污還是十分懷疑,廉署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其實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做做樣的幌子; 反之同時當年成立的消費者委員會卻引來更多關注,因為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令香港頗受打擊,七四年的香港,通貨膨漲、白米價格暴漲、公共服務公共交通競相加價,市民生活困苦,引起了不斷的社會抗爭。也就是說,在一九七四,誰也沒有太寄望港英政府是一個高效而且能自我完善、回應社會訴求的政權。

在這十年不到之間,公眾也許漸漸形成所謂的本土意識,但也一定不是來自認同港英政府的執政和施政。在七十年代中一系列的殖民建築如香港會會所、郵政總局的拆遷,便是好例子。在 <當時間未有變成歷史>一章,呂大樂便指出自七十年代中起,港英政府大量拆遷中環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並沒有如今天一樣引起社會對保育的要求: 對公眾而言,那些殖民建築象徵的是華人與英國人種族與階級差異,對他們而言並沒有絲毫好感或留戀,即使不是討厭 (平心而論,港英政府亦沒有在香港對華人有大規模的壓迫,儘管極大的不平等則是必然,呂大樂的描述是華人與白人是活在兩個世界),也是覺得「事不關己」; 而港英政府亦自有盤算: 時勢使然,他們亦要努力淡化政府的殖民色彩。

港英的政治工程: 意外的收獲

為什麼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要著意淡化殖民色彩? 是甚麼令到港英政府突然有這個覺醒? 書中最後一章「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便揭開了這個謎底: 一切都是和中國談判的盤算。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一直也是以如何在中英外交博奕之中為英國爭取最大利益來理解他對香港的管治,而並不是如一般評論所言出於善意。譬如呂大樂摘錄的一份麥理浩在一九七四年交給英國的外交通訊便這樣說: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體高質素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 (Model city),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 但我們應該低調進行,少說話,不對中國作出表面的挑戰」(頁154)

而麥理浩早在交給倫敦政府的一九七二年周年報告裡,便已經考慮到「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而社會建設,建立市民的自豪感 (civic pride),令英國的管治不致落入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議論的口實,便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棋。麥理浩認為當時只有約十年時間處理這個問題,「但只是僅僅有足夠時間而已,因此,它 [指港英政府] 一定是一個步伐急趕的政府」(周年報告摘錄,見頁152) 。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麥理浩接任港督之後,或至遲在七十年代中以後,港英政府便開始刻意打造一個理性化、回應民意的政府的形象,即使其實很多當時的社會建設和改革,早在六十年代末已經由前任的戴麟祉開展。當然,這些社會工程和宣傳並不盡如人意。譬如說七十年代的「清潔香港運動」和「撲滅罪行運動」,以及建立居民互助委員會、委任居民代表和基層代表入立法會會各級諮詢機構等,都並不能把市民的社會參與完全吸納到港英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 七十年代亦同時是各式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批判風起雲湧的日子。正如很多香港研究學者都提到,我們不能忽視這些社會運動的施壓對推動港英政府社會改革的重要性; 但反過來講,港英政府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的神話,卻也因此形成,儘管兩者的互動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港英政府自己打造的吸納和回應民意的渠道並不十分有效。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當時香港內外的大形勢: 一方面,當時正值解殖風潮,工黨又在英國執政,知識分子和工會勢力要港英政府改革社會,也給了麥理浩不少壓力。另一方面,由六十年代中期開始,香港工業化漸告完成,人口結構也趨向年輕,大量本土出生的青年投入勞動市場,變得經濟獨立,尋求有別於上一代人安於住在徙置區、為口奔馳、消費只為基本需要的生活經驗,開始在城市中形成新的消費文化。這恰巧碰上了港英政府的現代城市建設工程,催生了新的香港現代城市文化,也就是真正香港本土原生的身份認同的初形。這不得不說是港英政府民意工程的一筆意外收獲。

別把機運當成通則

眾所周知,自回歸以來,呂大樂便一直反對「急凍」香港: 只因為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彷彿很成功,便把當時的政策、做法等通通定格,當成香港成功通例,要後來的政策制定者依從,因為那只會綑綁了我們對社會未來的想像。《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的訊息亦可作如是觀: 七十年代的所謂成功,其實有太多不能複製的環境因素和機緣巧合,譬如說中英博奕的格局和經濟與人口結構的轉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新的環境和一系列新的問題,正如呂大樂在書中分析六七十年代商場文化的興起時,也在末尾留下一句但書: 自由行以後內地遊客如何改變香港的消費文化和文化認同,卻是未知之數。因此,與其把歷史意識形態化成神話,倒不如認真檢視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策選項。當時的所謂成功,有幾多真的值得重建一次? 導致成功的那些條件,今天又有沒有甚麼可以取代? 這些都得透過認真檢視歷史來回答。要扣問香港往何處去,相比起敵我分明非此即彼不容妥協的族群意識形態爭逐,細讀歷史,其實更為重要,也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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