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拉扯下(不一樣)的神學思考

 

pic_review我不是教徒,亦不了解教會,但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的近著《中國乎?本土兮!身份認同的十字架》卻是一本令我難以釋手的小書。作者是著作等身的中國近代教會史研究專家,書中談到中港政教關係的基本歷史與脈絡,信手寫來都清楚明白,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門小書(雖然這不是作者本意)。但我認為這本書吸引的地方,更在資訊性之外,而且應該是對所有對香港近年政治信念的拉扯感到困擾的人,都有所觸動。因為它更是一位教徒面對近年拉扯香港政局的兩大思潮——中共挾著威權管治推動的天朝主義和香港因為民主抗爭而起本土主義——的一份難得的反思,其實對非教徒也同樣尖銳,而我們也許沒有比教徒更完備的答案。

在本土與大中華之間

這位神學院院長在書中的開篇也是最長篇的文章談的,意外地竟然不是教義,而是本土:回顧香港的民主運動史、談近年的中港矛盾、談身份認同、引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來談價值觀認同轉變與世代、引台灣的中國研究學者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概念來設想公民社會應該如何面對中共、談教會應該警剔成為與中共勾結共謀侵蝕本土公民自由的「在地協力者」的危險。這幾乎是一份社會研究的報告,卻是本於作者在神學院的一次公開講座。這與我們一般對神學的想像大相逕庭。

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希望在書中帶出這個信息:這些社會轉變其實為教徒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倫理挑戰。中港兩地的社會轉變,尤其是政治氣候的變動,令兩地教徒開始面對著不同的壓力——即使是在同一個威權統治者籠罩之下。但這卻不是對國族、政治欠缺充份反思、只重視「傳福音」的傳統教會教義所能輕易處理。

差異與衝突,教會的兩難

在香港,教會面對最大的壓力,即為雨傘運動後的撕裂:教會和教徒,應該維護既有秩序的和諧穩定、繼續和政權保持良好的關係?還是應該更積極參與守護香港的政治自由、乃至走到抗爭的行列?在教會宣揚政治見解有沒有錯?以教徒的身份參與抗爭有沒有問題?邢福增在書中批評,香港的教會長期囿於所謂的「政治中立」,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忽略退縮不作處理,一旦有衝突,即動輒非黑即白地援引教義,判意見相反者為惡。這其實不利教會和教徒健康回應變動中的社會,也忽略了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有培育良好公民、甚至守護本地公民社會的責任。

可是,守護本地公民社會不免要和威權干預香港、「外來的」中共對立,而事態的發展,正是香港的政治獨立,已經走上抗爭的議程;而又加上中港經濟文化漸漸一體化帶來不斷的民間衝突,香港的年輕一代愈來愈對大陸欠缺認同,本土思潮催生所謂「天然獨」的國族主義。那麼,當守護公民自由,不免走上認同香港本土政治身份的路上,這和香港教會教會的普世倫理和一直以來的大中華視野,就形成了張力(邢福增在書中提到,在1949年之前,香港基本上只是來華教會的後勤點,香港教會林立、信徒有長足發展,是共產黨把大陸的大門關上以後的事;所以香港教會普遍有向北發展的願景,在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更是如此)。邢福增在書中提出的疑問是:如果不想被限於(香港的)國族身份,那麼,教徒對本地政治社群的認同的倫理基礎,可以是甚麼:為什麼香港的公民社會,值得教徒走出「傳福音」的私領域來守衛?

如果政治與信仰的矛盾,在香港還只是民間的;那麼在大陸,這就是體現在政權的具體打壓。書中有邢福增對浙江自2014年來的「拆十架風暴」的數篇評論,批評的是大陸官員以清拆違規建築為幌子、打壓宗教發展為實,強行把浙江多所教堂的十字架拆去,觸發和教徒的連場衝突。甚至連親官方的教會建制高層出言反對,都被無情打壓。

這是近年來罕見的對教會的壓制,背景是近年大陸基督徒的急速增長(浙江是信徒人數比例達人口15% 的基督教大省,溫州甚至被稱為「中國耶路撒冷」)。威權政府不會容忍自身以外有大規模動員力的信仰,所以逼迫教會表忠:你是順服黨國,還是順服神?在邢福增悲憤的評論背後的尖銳問題是:政權重新選擇高壓路線,大陸教會走向健康發展的路愈來愈遠,教徒還有向政權退讓以換取生存空間的理由嗎?但又有基於教義的理由走向更公共的抗爭嗎?有理據批評向官方屈服的教會嗎?

安於不安:亂世的安頓?

書中的文章便是邢福增拿著這些問題自我拷問的紀錄。他並沒有提出簡單的答案。事實上,書中出現得最多的標點符號,是代表著困惑的「?」與猶疑的「……」。當然,作者一些立場相當鮮明:教徒有責任建構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公民應該有充份的宗教自由,大陸官員對教會的打壓是錯的、人大831否決香港普選是錯的、向和平示威者射催淚彈也是錯的。這是身為神學院的老師,在今日艱難的政治情勢下令人敬佩的堅持。

但這些堅持和猶疑,真的沒有張力嗎?如果作為教徒的他沒有為這些問題找到在教義詮釋上的完滿答案,那麼應如何解釋自己那些有進步色彩的「黃絲」堅持?我認為,這種張力應該如何處理,多少是書中迴避了的問題。當然事實上這也難以回答。前文提到的那些問題,即使不接受那些神學的前提,對非教徒來講也不易回應:大家都渴望有良治社會,但如果當下的建制已經放棄對良治的追求,而和建制對碰卻不免帶來秩序的動盪、政權的報復、前路茫茫,那麼,我們有甚麼理由走出私人生活去抗爭?又應該如何面對立場相反的他者、和他們共處?

邢福增在書中沒有消解拉扯的答案。但他展示了面對拉扯的態度。那就是:安於拉扯。基督徒應該超越一切令自己安穩舒服的定見,勇於認識與回應社會轉變,安於意外與困惑,不尋求當權者的庇護(以及因之而來的安穩生活),磨練自己對善與正義的體會和堅持。他在書中這樣說:「我們與其執著上主要藉某一神蹟來建立我們,倒不如開放自己,並真誠的問上主,當下的經歷,不論順逆、生死、禍福,如何經歷上主…… 在黑暗之中,仍然持守盼望、仍然願意相信的,便是神蹟。」

神以外,還有甚麼動機?

其實,這不也是面對今日動盪撕裂的社會,希望推動社會進步者應該學習的態度嗎?不一定是教徒的我們,沒有神作為終極的信賴所在,又可以有甚麼動機,接受這套「安於不安」的倫理?這也許恰好是我們值得向信仰學習的地方;也正是信仰對當下香港的公民社會,最有價值的貢獻。

(原刊於明報  星期日生活,2017年3月5日)

六四與本土:當時代翻轉

10403002_10152517227401514_7617623379022291120_n

六四晚會臨近,面書上都是就有關八九民運對中國與香港的政治意義的交鋒和罵戰。本土派的學生組織領袖高調惡言批評支聯會和六四晚會,認為香港的政治新時代、新出路,在於和中國民族主義切割,而這個切割的關鍵,就是首先要和「建設民主中國」這一理念切割。所以他們對支聯會和六四晚會不只批評,也要攻擊,重中之重是要摧毀支聯會及其背後基本理念的正當性和情感基礎;非如此,本土之為本土,對本土派而言,無以確立。

這是香港前所未見的「反六四」的聲勢。悼念六四,將失去網絡上的新一代(或至少輿論和政治能量最強的一群)的同情了嗎?我想起的,卻是梁文道為楊照《讓故事照亮未來》(《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大陸版)寫的序,談起寓言故事的倫理價值的兩段:

然而,我們還是很難否認幼年那種看故事要看教訓的閱讀態度的價值。最起碼,它教懂了我們什麼叫做“寓言”,這種最基本的修辭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類認知范疇。《伊索寓言》和《世說新語》曾是無數人處世之道的啟蒙,創世神話則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們的底線人格,給出至為基礎的價值和世界觀﹔同時也讓我們學懂了一種有效的溝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種種寓言修辭去說服、勸誘和傳播。

正因為這種“故事加教訓”的寓言閱讀太過常見,反而令人容易忘記它其實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過了這麼多年,世上始終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訓”不只是把一個已經很完整的教訓裝進一則同樣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載了內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節同時也該是個說理的步驟,推動其前進的劇力也應該是某種真相漸次敞示的過程。換句話說,故事不是傳遞信息的包裹,而是構成一則信息的骨架,甚至是發現和發明某項事實與觀點的道具。所以,當我們稱贊一位作者很會用故事去“講道理”的時候,除了是因為他很會打包教訓,使其份外悅耳動聽、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訓徹底分離的外殼,而是內在於教訓的觀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見,聽故事要聽教訓,與聽故事要看它好不好聽,便不是能夠截然二分的兩回事了。

是因為我們失去了足以打動人、團結人心的倫理故事嗎?當道理失去故事的骨架,或故事僅成為早知結論的道理的外在容器,也許就是道理與良心和情感有距離的時候,也就是一切都不再是不證自明了。這是教訓失效的時刻。

還是說,為八九民運說同一個倫理故事的基礎,已經失去?還是說,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把它說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身份認同所繫的故事?它可能是良心的底線,是很多人的政治啟蒙,也可能是我們各自作為生命個體的重要記憶。但似乎這並不是我城燥動的人們想要的:他們需要的是有關自身的神話、符號,是引以為傲可以為之捨身的光榮過去,是以我最為自豪的形象界定身份的共同體。這是用以補償現實中的不安、不確定、自我認同的挫傷、一直被視為正當的社會倫理系統的崩解。

那些所謂的本土派層出不窮挖出來的似是而非的香港「國族」故事,乃至香港城邦論、民族論,其實都是在填充人們的這個需要,而丟掉「建設民主中國」,就是這個故事呼喚「我」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要是沒有可以和這些故事抗衡的倫理故事,「六四」終將完全失去那些渴望由故事得到自我認同的補償的人。我想,這才是整個爭辯的真正關鍵。香港的一九八九,可以包裝成這樣的一個近乎信仰的故事嗎?

我其實還未想得很清楚。我猶豫不決的,不是悼念六四或八九民運的意義,而是為一個「我們」說一個倫理故事的作用本身。這樣的倫理故事,換個說法,就是意識形態,人們渴求一個為壓迫與不安賦予意義的價值系統。真正成功的意識形態不是教條,而是把教條鑲嵌其中,一層又一層的打動人心的故事。可是,如果香港人一直的功利、輕視知識和犬儒的性格有甚麼德性的話,就是對這些大故事的冷漠:只有個人經驗是真實的,沒有一個「我們」可以鼓動情感令我們真的為之捨身。

六四晚會的「行禮如儀」之所以讓人反感,就是在於它毫無想像力;但反過來講,也許這正是其可貴之處:它並沒有野心去煽動我們甚麼。晚會遷就放工時間開始,在不阻大家回家瞓覺的時間結束,你看到甚麼、你在之後追求甚麼,是自己的事。沒有人會覺得去了晚會之後,會有強烈的「入教」情緒。「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倫理故事嗎?當時代翻轉,當人們不再安於無可無不可的平庸,而追求狂熱,那個關於我城的、建立我城人格的倫理故事,應該講,還是不講?

回想起來,才發覺自己其實一直沒有為八九六四寫過甚麼。還在中大學生會當幹事的時候,自然寫過政綱寫過聲明,但那都不算是我的文字。大學一年級開始去六四晚會,三年級的時候民主女神像入中大,那時我也在現場當糾察,看著當年的學生會會長在火車站廣場前朗讀宣言。但六四真正打動我的「經驗」,其實在更後。

那是四年前,當時還在中大工作,六四前某天放工,撞著當時的中大學生會在火車站辦的論壇,聽者寥寥。我不知道講者是誰,只看著她一頭白髮,在盛夏的微風和疏落的人影中,一直吃力地講,講那天晚上在廣場見到的一切,講她二十多年來的掙扎。那一刻好像有甚麼擊中了我。我甚至已經不再是見證者,只是見證者的見證,乃至見證的見證的見證;但只要我們還能分享到見證者心中的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隨著他們一起走進當年的黑夜,我們就沒有理由放著這份記憶不管,以為事不關己。我還是這樣覺得:天安門前的抗爭者面對暴政的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見證這些人之為人的苦難,令見證者有著見證的倫理責任;而作為見證著見證者的掙扎、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的我們,也傳承了這樣的責任。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

稅務天堂與小國的平等之道

firma_aufmacher_final
圖: http://panamapapers.sueddeutsche.de/en/

馮志強君的〈巴拿馬文件曝光,詰問香港稅制正義〉 是一篇寫得很好的文章,論證和資料都扎實,解釋了到底在現代的金融經濟下,避稅(可以)是怎樣的一回事,是了解巴拿馬文件和稅務天堂到底是在發生甚麼事的好文章,值得所有有興趣了解問題癥結的朋友細讀。至今才抽到一點時間大約看看巴拿馬文件的相關討論,勉強掌握到一些大概。那大堆文件還有待解密,但據說最終也只是可以知道誰開了哪間離岸公司,而對那些公司的業務還是不清楚。這樣一來,我十分認同文章作者結論的一句:巴拿馬文件並非什麼新鮮事物。一直有留意當代資本結構和金融經濟的,大抵不會覺得離岸逃稅是甚麼新鮮事。

這裡讓我就我近來讀到的一些相關的理論文章(相關文章見文末),補充兩點,也當是為自己寫點讀書筆記:

1. 文章指出,「不同的避稅天堂之所以出現,都有其歷史軌跡」,而集中談二戰以後英國有意讓一些殖民地變成稅務天堂,以吸引跨國資本匿藏資產,來解決殖民地經濟下滑的問題,怎料後來一發不可收拾,反過來成為本國的稅收漏洞,禁不勝禁,本國資本家和利益團體已經盤根錯節,一同反對英政府著手的改革。這是一個精彩的歷史解釋,但稅務天堂這個概念的存在,這種「以改寫金融相關法例吸引資本」作為一種發展經濟的策略,似乎有更深的制度和歷史根源。銀行保密法在十九世紀末的瑞士已經存在,至二戰前已完善,銀行大部分職員都不需要知道用戶身份,向他人包括他國政府透露用戶資料更是刑事罪。低稅簡單稅制也是在十九世紀末已存在於摩納哥。境外的經濟活動不抽稅的法源也是來自二十世紀初英國的判例。那麼,是甚麼把它們變成一個國家可以用來化身稅務天堂的「Package」呢?

根據 Rosen Palan 的講法,更深層的制度轉變其實在於十九世紀末民族國家的興起——即原來源自於基督教的自然法體系崩潰、國家被視為所有法律的權威的根源、視國家的正當性來自於國民的授權、國家成為惟一在彊界內合法掌握武力的實體、中央集權、以及因此而來的國界和國民身份的正式以法律(及支撐法律的武力)界定。國家於是能夠隨其所好寫法律、介定何謂合法的國民、法人和自身法律的轄界(即所謂的 Jurisdiction)。而同期發生的則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興起,工業國家追求商業國際化,讓市場向全球擴張。經濟自由主義的追求催生了一系列最早的國際法,規定跨國商務的協調,簡單來說就是令各國互認外國商人在本國的資產,以及對外國商人和本國商人的商業活動一視同仁,都可以自由買賣資產。

這些都不是民族國家興起前的常態。正是在這些前提之下,A 國人在B 國開公司在C 國買資產,才是被廣泛承認和受法律保障的舉動,於是同一個主體(資本家),可以在法律上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法人身份代表,即所謂 fictional 的存在。也就是說,稅務天堂之所以可能,其實反映了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核心制度結構,這個核心結構一天存在,稅務天堂就會繼續存在。Palan 甚至認為,要徹底解決稅務天堂的問題,沒辦法不徹底摧毀民族國家的制度和主權理論的架構。

因為只要各國依然被視為有權寫自己的法律,國家自身就是一地法律的正當性的來源,沒有更高階的國際組織有權推翻一國的法律,那麼各國的稅務、公司、法人、投資和產權相關的法例就不可能真正的完全整合;也就是依然不能將資本家分散各地的不同的身份和資產還原為一個個體(即還原其 legal unity),並以此為標準徵稅。我們當然想像世界各國可以真的團結起來合作對抗資本的流轉,但各國自身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和利益考慮,要它們真的誠心的通力合作,幾乎不可能。所以,只有當國家的主權不再被視為絕對,國家不再是國際金融管制的正當性的來源,才有真正對抗稅務天堂的希望——但這又似乎比前一個可能性更渺茫了。

2. 文章結尾指出:

「政府必須承認我們作為人本身所被賦予的社會、經濟、政治權利,糾正『偏坦』資本的香港稅制,透過資源再分配讓勞動者能過上有尊嚴生活」。

看過網上有些講法,指這是太理想,到底如何可能一方面維持香港既有的對中國的制度優勢——發達的金融體系以及「中國需要香港這個地方讓內地官員藉此地避稅」,一方面又實行對資本的規管與限制?文章指出,我們應該正視這樣偏幫金融資本的體系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尤其是對基層帶來的成本。這點我完全同意,但卻覺得,這兩者之間也許未必需要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前面提到的瑞士即是一例:瑞士其實是歐洲有名福利好的國家,另一在某些稅務天堂名單榜上有名的歐洲國家奧地利也是,甚至在二戰後一度可以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因為體制上容許強大的工會在經濟政策制定上的廣泛參與。這如何可能?

Peter Katzenstien 稱這為這些「小國」(Small States)的 Social Partnership 意識形態和制度架構的作用:因為小國寡民缺乏資源,無法左右世界市場,只能順勢而自我調整,因此經濟政策和制度都要講求靈活;而靈活與快速適應,其實需要社會的高度共識,國民願意互相合作,快速作出制度學習、分享創新經驗;這樣的一個社會,就得強調 Inclusion,不能只有少數winners 而有大多數的 losers,相反社會的財富應該盡量共享,政策制定盡量包攬所有利益團體,照顧不同的利益。簡單來講,一是需要民主,二是需要平等,然後才有可能出現 social partnership的意識,然後才有可能出現有利快速應付市場變化的制度與政策,才有可能有真正「靈活」的經濟。

換轉到香港的例子,其實反過來,正是需要民主和社會再分配,尤其是需要將金融體系得來的財富轉移到能令人民廣泛受益的領域(譬如促進本土就業和消費的社區經濟),才是鞏固和進一步發展香港固有的在國際經濟分工上的優勢的前提。套用近來潮語,不妨說只有這樣,才不會「社會撕裂,大家都輸」。過去這樣的「社會分紅」是建立在全民炒股和全民炒樓之上,而這個模式現在好明顯已不合時宜:樓價已經高到大家都買不起樓,連車都上不到,又徨論以買樓藏富保值。考之國際經驗,民主參與和社會財富轉移,建立社會共享的體制,似乎才是長遠鞏固一地經濟自主和發展的模式。政治上強調公民參與的民主自決,與社會經濟上的財富轉移培力自強,也許是邁向健康發展的一體兩面的必要之路。

參考文章:
1. Palan, R. (01 Dec 2002). ‘Tax haven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1), 151-176
2. Katzenstein, P. (March 2003). ‘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 New Political Economy, 8 (1), 9-30; Katzenstein, P.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不能迴避的問題

02ab5b59eda6306bb0d12a6b54a14656
圖:香港01/ 曾梓洋攝

寫在前頭:香港多事,難靜下心來讀書。現實政治的分析不是我本行,以下這篇或許有些散亂的筆記,更像是梳理自己讀了幾位朋友的文章之後的一些思考,所謂 thinking out loud。識見有限,我自然不能肯定這些想法有多準確捕捉到事實。我也不準備要說服讀者一些甚麼,或宣揚某一派的觀點。如果這篇 blog 能為大家提供一點參考,或至少因此注意其中提到的那些文章,抓住它們的問題意識與關懷,和它們的作者們一同思考,就已經很好了。

一.

Y.t. Chan 在面書寫了一篇頗受人注意的文章 〈香港發生乜野事?〉,談的是年初一晚旺角小販夜市引發的大規模警民衝突。當晚據說是因為食環署無理清場,與圍觀的市民衝突,後來警方和激進的本土派抗爭者相繼介入,雙方最後爆發暴力衝突,既有民眾向警察撕磚塊和垃圾桶,警方也發射胡椒噴霧,甚至向天開槍示警,又追打民眾。事後多人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和起訴。

事件的先後次序、誰先動手,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講法。但至少有四點是清楚的 :(一)警方向民眾使用了過度武力,向天開鎗更是法例不許可的;(二)不少民眾參與攻擊警察;(三)衝突最後和小販問題關係不大,衝突雙方多少都視這次為對特區政府不滿的一次爆發,是反政府運動的一環;(四)這次衝突是自香港六七暴動以來最暴力的一次警民衝突,算是跨過了由前年佔領運動以來一直未有跨過的「非暴力抗爭」界線,走入暴力抗爭的時代。

正如Y.t. Chan 的文章所言,這次衝突令很多人失語,因為即使不少關心政治的人,甚至參與社會抗爭多年的社會運動老手,都想不到抗爭的暴力程度會升級得這麼快。更令人不知如何面對的是,暴力對抗既是抗爭的必然發展(因為和平抗爭、只限自衛的非暴力抗爭之路,似乎都隨著佔領運動落幕、中共和特區政府在民主和民生政策上全都半步不讓而終結),但又不知道這樣的衝突的目標是甚麼、後果又將是甚麼。諒解甚至同情這些和警察搏鬥的抗爭者是一回事,但這樣的抗爭策略是不是一條應該走的路呢?

Y.t. Chan 文章說得好,需要詳引:

「大家還是活在一個治安良好、相對安全的社會,遇意外還是會報警求助。佢地心理上處於一個掙扎和拉扯的狀態。其他向政府施壓的方法統統試過但無用,但撐武力抗爭咩,即打開潘朵拉盒子,使動武普及化,社會的穩定性和安全感將嚴重受損,點取捨至好?……

要和世上其中一個最霸道的國家對抗,若拘泥於維護道義與尊嚴,類同自縛手腳。要增加勝算,須不擇手段,而一些污糟邋遢的工作始終要有人做。所以,不認同是一件事,那些燃燒生命,全力推動勇武抗爭的網絡紅人及意見領袖,其實也不容易做,教人寫個「服」字。但…… 要知道雞蛋武裝了,即使仍是雞蛋,但已變成會傷及無辜的雞蛋。所謂勇武時代,崇尚命運自主,一批血氣方剛而鬥爭欠分寸的年輕人,在網媒意見領袖推波助瀾下,忍不住會跑到最前線,和國家機器硬撼。……

勇武抗爭者,在本質上和非暴力的抗爭者截然不同,佢地同時是會施以襲擊的人。咁佢地到底有沒有底線的呢? 在政治鬥爭的新範式下,毋須守社會運動的道德倫理,為了反抗暴政,抗爭者能不能挾持或殺害警察? 旺角衝突,有記者遭抗爭者襲擊,事後還得到網上意見領袖的肯定。這個是否武力抗爭所容許,所鼓吹的事? 在「戰爭」時期,對藍絲這些港奸行施刑,殺一儆百又是否容許?假如正面硬碰不成,改為恐怖襲擊,放炸彈或縱火等等又行不行? 反正要更多人加入反政府陣營,訴諸武力,經濟必須衰到貼地,打城市遊擊戰有助加快PK的過程,有無辜市民犧牲是任何戰爭所無法避免的—支持武力抗爭者,認不認同這套恐襲者合理化自己所作所為的邏輯?……

支持勇武的年輕人,特別是各大學學生會,實在有必要向公眾解釋,一個隨時會殺人放火的反抗者,妳/你們還會不會支持?」

這是個很難回答但又不能迴避的問題。Y.t. Chan 的文章其實將這個由本土派主導的暴力抗爭那沒有說出來的邏輯講了出來:暴力之為手段,只可能有兩個目的:(一)令香港社會騷亂動盪不已,管治失效經濟崩潰,令中共不得不讓步以求平息亂局;(二)中共不讓步而鎮壓的話,香港血流成河,令國際社會(其實即美國)人道介入,和中共政治和解已不可能,從而借外國的軍事力量走向港獨。

我認為,其實仔細想下去,很有可能只有(二)才會是最終的結局:即使中共迫於壓力讓步,它又怎會容許一股足以令自己妥協的力量存在?讓步最多只會是一時的、策略性的,等待時機成熟,中共最終還是會翻盤把抗爭力量根除,抗爭力量不會坐以待斃,於是最終解決辦法還只是走(二),也就是流血港獨之路。於是真正的問題是:今日同情暴力抗爭者,是否支持流血港獨?這是暴力路線的最可能後果。當然,其實即使只走(一)之路,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講,已不好走。

二.

但若果不走暴力然後流血港獨這條代價極為高昂的路,香港還可以怎樣走下去?Y.t. Chan 港獨的這番討論,已經引入了國際(介入)的向度。也就是說,思考香港未來抗爭之路,中共和國際社會或美國的博奕這個向度,其實不得不談。這裡得從一位好友區諾軒的長文〈朝貢體系的本土定位〉()談起。

區諾軒在文章中說,近來中共那龐大的「一帶一路」規劃,其實「是以經濟實力增強東南亞、中亞以至東歐政治影響力,與美國重返亞洲、包圍中國的策略抗衡」,是希望建構一個新的以北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香港政府想做的似乎是積極配合,進一步和中國經濟體系融合,以在這次經濟擴張中分一杯羹。但區諾軒指出這個願望其實不切實際。一來因為中國經濟明顯放緩,二來「香港作為沿岸城市,成功從來建基於多方角力的狹縫之中……香港的地緣優勢,位處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中間,是成為貿易港、冷戰年代中國與世界交流中心的關鍵」,三來因為這樣的經濟融合伴隨著的是中共強迫香港放棄原來重視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公民自由、法治等的價值,以和大陸的經濟制度及其背後的價值看齊。因此,他主張民主黨派應該放棄過去和中共鬥而不破、重視溝通的策略,而應該走「不承認(人大831框架限定下的)基本法、不支持一國兩制」的路。

我的看法卻比較複雜:也許一帶一路並不只是一次尋常的經濟擴張,或抵抗美國軍事-經濟包圍的行動;或者說,突破美國以全球軍事優勢所支撐的經濟秩序,其實是中共生死存亡的一次賭博,不稱霸不能解決經濟崩盤的風險。這樣一來,香港面對的便不只是「參不參與一帶一路」的問題;是否和中國經濟融合,反而是一個政治忠誠的問題。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中國持續有通縮或至少通漲放緩的壓力,生產者物價指數連續五個月下秩,反映的是對中國生產的商品需求不足,引發的便是工廠倒閉、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等一連串經濟收縮的效應,更重要的是資本見中國生產再無利可圖,便會紛紛轉移到其他更有發展潛力的國家(譬如越南)。這將會是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打擊,也就是對以經濟成就維持管治合法性的中共的重大打擊。中國經濟至今未能成功轉型至內需主導,經濟如果要繼續擴張,便要靠出口。因此年初中國便讓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但這將引發同為後進國家的其他競爭經濟體相繼以壓低匯率來刺激出口,做成全球的通縮壓力。更重要的是,讓人民幣貶值,將會令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價值失去信心;事實上,早前中國政府就已經高調反駁索羅斯對中國經濟看淡的言論,聲稱人民幣幣值穩健,不會容許國際炒家狙擊。

當代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國家面對過類似(但非完全相同)的問題,那就是美國。七十年代美國面對所謂的滯漲,產品在全球競爭力下降(因為西德和日本經濟起飛),資本開始外流,最終迫使美國放棄戰後固定匯率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美元不再和金價固定掛勾,聯儲局大幅調高利率,國內則厲行緊縮政策,服從全球金融資本市場的秩序。重要的是,這些轉變並沒有令投資者失去對美國經濟和美元的信心:因為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體現為同盟國家都要在美軍的保護傘下,以防蘇聯的軍事威脅),在美國投資的需求以及對美元的信心仍然得以維持。或者形象一點:受美國軍事保護的國家其實也就是在交「保護費」,當然這些國家同時也受惠於美國市場。這個結構性的經濟強勢,一直維持至今日。

以此為鑑,「一帶一路」這個區諾軒所言的「朝貢體系」,可能便是紓解中國經濟困境、開拓需求和市場的一條生路。進一步而言,若果這一步棋成功,這證明了出口主導的方法行得通,中國現存的出口主導經濟將會繼續,那最終仍免不了和美國為首的經濟體系爭奪市場:惟一可以避免經濟崩盤,市場有充份需求的手段,其實說到尾只能是一個全球性的霸主地位,令其他國家不能不「交保護費」,配合體系核心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

這些和香港有甚麼關係?有的:這樣一來,問題就在於在這場經濟戰爭中,香港是配合中國呢,還是配合美國的問題。這就像是當年冷戰局面的一次倒轉:當年香港是美英所謂自由世界秩序的前線,中共故意留下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不收回,就是希望分化英美同盟,令他們利益分化;那麼,香港會甘於受美國利用來拖中共經濟發展大計的後腿呢,還是做中共大計之中,打入現行美國經濟秩序下的一枚棋子呢?香港至今也是中共對外金融投資最多的其中一個地方,雖然中共未至於沒有了香港不行,但香港還是有重要的戰略作用。因此政治忠誠就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了。

可以想像,如果香港「投誠」,中共大抵不會待薄香港:作為融入中國經濟新秩序的第一個經濟體,香港將會是對一帶一路規劃下那些國家的「示範單位」,只要中共本身經濟不崩盤的話。但這也有底線:如果香港經濟和政治秩序上不可信,譬如政治和社會精英將會出賣或流通重要的經濟戰略信息到美國,對中共的要求陽奉陰違,之類之類,那中共大抵是會徹底任由香港管治失效而不足惜,就任由香港變得不能管治,在大戰中out of equation,那至少能減少風險。

這樣看來,也許這幾年來中央對香港泛民主派又或者說溫和派的強硬攻勢,便很可能是一次壓力測試,而想看看測試結果的可能並不只中共,還包括美國。香港人對中共的反感,會走得多遠?香港的精英階層,會傾向民間抗爭和民眾的不滿,還是會對中共輸誠?可以有多少利用價值?

三.

不過無論如何,以這樣的框架來看香港局勢的話,有一點倒可以肯定:正如當年中共不會為了民族主義要收回一河之隔的香港,美國乃至國際社會,大抵也不會因為人道理由(更別說香港的市場經濟和人權)而和中共翻盤硬碰。當然,中共也會盡量避免香港重演六四,以免落國際口實——但這並不是說中共會避免流血;只要有不落口實的藉口,就當然可以暴力鎮壓:譬如說「分離主義」,也就是推翻「基本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個一直以來國際都認可的安排。這樣看來,流血港獨,未必完全不可能(太多變數了),但卻是相當兇險的一著。

基於這些想法,我的結論和區諾軒恰恰相反:長遠而言,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依然應該要守,也應該是抗爭陣營拿來說事的基本。因為香港對中共可以討價還價的,似乎就是一個表面上自由、自治、穩定的外殼。中共之所以連出白皮書和831 落閘,也還不推翻基本法,也許就是因為基本法的存在,也是香港在中共的經濟稱霸大戰略之下尚有的存在價值。某程度上,這是一種另類的「芬蘭化」:制度上的維持現狀,對中共對國際都不落口實,對大家都有利;雖然,以議價能力來說,香港和面對蘇聯的芬蘭,實在相差太遠。

退一步說,連據說親本土派的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星火」也未有明言主張放棄一國兩制(甚至以違反一國兩制來批評中共),也至今未願意承認是否主張港獨,其他有組織的本土派抗爭勢力亦未有公開打出港獨旗幟;那麼,即使泛民也談本土關懷,是否就有必要去到「不承認、不支持」呢?這其實是會比現存的本土派走得更遠呢。

四.

2047年是香港五十年不變的終點,距今只剩下三十年的時間。正如端傳媒的記者鐘耀華在一篇訪問中提出,我們是時候思考這個三十年後的「第二次前途問題」。我想,中共在經濟上(也就是在世界政治上)稱霸、挑戰以現行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秩序之路上,和美國以及全球經濟體系的博奕,將會是思考中共對港的政治要求的重要框架。無論上面的那些沙盤推演是否成真,或中共是否真的會崩盤(誰說得準呢),這個博奕的框架都應該是思考的起點,也應該被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否則二次前途問題的戰略無從談起。

有要求,就有議價的可能。如何透過不同的抗爭方式來和中共博奕,將會是思考二次前途的政治關鍵。政治上的不同路線和可能性,都應該是重要的選項,不應該非此即彼;更重要的,是明白一條路線走下去會有何策略後果,而不應被意識形態騎劫,不顧一切的一路溫和或暴力到底。正如Y.t. Chan 的文章所言,「和平非暴力的抗爭同樣無法令中共屈服,但佢道德感召既威力確實有拖慢赤化的功效。何況,同樣等「支爆」帶來變數,拖延戰術不代表消極,武力抗爭亦非想象中那樣進取。那麼,除了二揀一,前者和後者是否可以並存,又怎樣並存,方產生正面的化學作用,這至少是黃絲值得深思下去的問題。」

五.

這裡只談多一點:在討論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時,中歐諸國,即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1989 年對蘇聯的抗爭史,竟意外地沒有人多講(我自己則寫了這篇這篇這篇,但也不算談得太深入和聚焦於抗爭)。事實上,這些中歐國家的成功不僅是和平抗爭的典範(如有名的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更是民主轉型的最成功例子:這些國家在極短的時間內,民主制度和價值便已相對鞏固。

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面對蘇聯軍事威脅,抗爭者沒有暴力硬碰的把柄,但蘇聯也受限於和美國的爭霸角力而不會輕易動武,這些都和香港面對中共的形勢彷彿相似。他們的非暴力抗爭,是否真的和共產黨陣營倒下沒有關係呢?還是其實他們真的有效地抵抗了威權政府,至少拖延了公民社會的全面覆沒呢?更重要的是,作為抗爭策略,它是否也有一些暴力抗爭所沒有的內在價值,足以成為後抗爭轉型的 legacy(譬如說,對多元與自由作為價值的尊重),引向一個更穩健的未來?反過來說,暴力抗爭即使有效,以暴力作為winning strategy 對民主轉型和鞏固的後果、會留下怎樣的 legacy,我們又有沒有充分的認識和警剔?

非暴力抗爭的價值何在,尤其是長遠的價值何在,這是一個值得想下去的問題,而不應該隨著佔領運動的所謂失敗,就被掃入歷史的垃圾箱。

難民潮在匈牙利:人道危機背後的排外政治

Keleti, 攝於九月十五日

Keleti, 攝於九月十五日

Keleti, 攝於九月十五日

Keleti, 攝於九月十五日

九月十四日晚,漸寒的秋風吹過布達佩斯的東火車站(Keleti Pályaudvar),還帶來了一場驟雨。來自敘利亞乃至整個受戰火摧殘的中東地區的難民,卻出乎義工的意料之外,在這晚悄悄離開,離開這個他們滯留了個多月、等待往奧地利的火車的地方。因為他們再不走,就可能被匈牙利警方刑事檢控——兩星期前,匈牙利國會通過法案,未登記的難民會被即時拘捕,於九月十五日生效。這為布達佩斯面對的這一波難民潮,劃上一個傷感的句號。

但在匈牙利南部與塞爾維亞接壤的邊境Röszke ,難民的處境更加嚴酷。Röszke是匈牙利政府指定的惟一為難民登記身份的營地,高峰期每日面對數千難民湧入,人手卻嚴重不足,難民都要在極差的衛生情況和糧食供應下等待登記。和布達佩斯相比,這裡義工的支援猶如杯水車薪。而自九月十五日起,匈牙利政府用鐵絲網和圍牆封起匈塞邊境,甚至出動水砲驅散想爬過邊境的難民;所有難民只能從一個邊境檢查站進入,但匈牙利政府同時宣佈所有在匈塞邊境的難民庇護申請都會被駁回,因為塞爾維亞被視為難民不會有生命危險的「安全國家」。這些都是違反國際難民法規的行徑,而在匈牙利政府的「落閘」之下,在匈塞邊境成千上萬的難民,在寒風中的邊境荒野,前無去路也無家可歸。

問題是,何以至此?難民為何會來匈牙利?為何匈牙利政府會不惜違法嚴苛對待這些難民?這次難民潮是一次拷問歐洲良心的人道危機,但難民潮應對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態角力——這次是匈牙力與歐盟之間——其實更令人憂慮。把人道問題放回政治脈絡,這一波意外的難民大潮觸及到的,其實是歐盟應該往哪裡去、應該守護哪些價值的根本問題。

都因為《都柏林協議》

根據剛公佈的官方數字,今年抵達匈牙利的難民已逾二十萬。但絕大部分難民其實並不想留在匈牙利,他們希望去的是德國、奧地利,乃至丹麥。在過去一個月,聚集在Keleti 和Röszke 的難民曾經多次抗議,但卻不是要求匈牙利政府給予庇護,而是要求「放行」——開放往奧地利的火車和邊境,讓他們到奧地利和德國去。示威中叫得最響亮的口號其實是「德國!德國!」,Keleti 貼滿前往和入境德奧的資訊,義工隊一直重點招募懂德語的義工加入,就是因為他們能為難民提供更多的資訊上的支援。

難民不想留低,固然因為那些國家都較匈牙利富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過去二十多年 來,匈牙利其實一直對難民相當不友善,人道支援乏善可陳。2010年鼓吹國族主義的保守派政黨Fidesz 在大選勝出執政後,更引入了嚴苛的難民法令,難民中心被陸續關閉,剩下的則衛生環境惡劣,難民更會隨便被警衛要求全裸搜身,受盡欺壓和侮辱。這些難民政策曾被歐洲人權法院和國際人道救援組織批評,但Fidesz 挾著有選民壓倒性支持,一律當耳邊風。

既然難民不想留低,為何他們又都聚集在匈牙利?這就來到這場難民潮的爭議關鍵——歐盟國家之間所謂的《都柏林協議》(Dublin Regulation)。根據這個協議,難民的庇護申請只可以向一個歐盟國家提出,並由那個國家處理,一旦被駁回則不能再向其他歐盟國家申請(所以在Röszke駁回庇護申請對難民來說是災難性的打擊)。打開歐洲地圖,難民經塞爾維亞來到匈牙利國境,其實是希望再穿過匈牙利,到其他西、北歐國家去提出庇護申請。

可是,都柏林協議同時也規定庇護申請應由難民首個進入並被紀錄在案的國家處理。因為大量難民來到,Fidesz 政府其實已多次發出警告指國家並沒有足夠資源和人手處理;按道理,對這些難民不作處理,直接「放行」,對匈牙利其實有好處。再者,德國已經率先放棄都柏林協議,容許難民直接到德國申請庇護,歐盟也正草擬新的難民章程取代協議。但Fidesz 政府卻堅持要嚴格執行都柏林協議,加上前面提過的一系列封閉邊境政策,事實上就是搶著代歐盟向難民「落閘」。問題是:既然匈牙利政府要向來不歡迎難民,為什麼不索性撤手不理,讓其他歐盟國家處理,而要淌這回渾水?

歐洲基督教價值的守護者?

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最近就多次指出,政府的決定是在守護「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因為一旦來自中東的難民湧入,歐洲就會出現「伊斯蘭教平行社會」,信守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價值觀的人口,最終會淪為少數。他阻截這些「非法移民」,就是為了守護歐洲的基督教價值。這說法自然不值一駁:至今到歐洲申請庇護的難民人數不足四十萬,不及歐盟五億人口的百分之一,談何衝擊「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再者,甚麼時候開始,歐洲變成了容不下其他宗教和外來文化、「基督教價值」獨大的社會?

但奧班並非信口開河。去年奧班就曾在一個集會上,揚言歐洲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已經破產,匈牙利要以非自由主義(Illiberal)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 )取而代之。他所指涉的,是一系列打擊同性戀(Fidesz 成功修憲限定婚姻只可以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打擊多元文化(多次公開暗示指伊斯蘭教徒為恐怖份子)、剝奪少數族裔(主要是羅姆人)社會保障的政策。他甚至將「維護基督教價值」定義為匈牙利的民族性,修憲寫入匈牙利憲法。這些措舉不見得一一都來自基督教教義,卻明顯是民粹式保守主義的政治議程。奧班的難民言論,以及Fidsez 政府對難民的嚴苛對待,其實仍是民粹保守主義框架內的政治操作。

歐盟多次猛烈批評Fidesz 和奧班的舉動違反人權,但同年大選Fidesz 依然大勝,仍能控制國會三份之二大多數議席。令人憂慮的是,這次歐盟諸國就是否收容難民猶疑不決,恐懼難民湧入的情緒在民間漫延,卻正好讓奧班在論述上向歐盟還以顏色。如果最終歐盟拒收難民,事實上就是奧班在外交上一次大勝利,因為這等同默認奧班的難民論述,之後歐盟將沒有道德高地批評Fidesz 的反自由反人權行徑。更重要的是,如果歐盟最終拿不出收容難民的有力論述和政策,其實更是放棄了歐盟一直以來對不同種族和文化開放及一視同仁的價值堅持,回到保守的國族主義老路——說穿了,就是把保護所謂的社群邊界,看得比承受苦難的活生生的個體重要。如果這是這場難民潮的結局,將是歐盟之所以為歐盟的道德意義的一次大倒退。

公民社會:希望?

Fidesz 在匈牙利民眾中依然有大批支持者,而匈牙利的第二大黨Jobbik甚至比Fidesz 更保守更排外,是被視為有法西斯傾向的極右政黨。份屬反對陣營的自由派政黨則飽受醜聞和分裂困擾,只有不足三成選民支持。匈牙利的對付難民的舉動雖然引來國際觸目(和嘩然),卻沒有在國內引起多少次有規模的抗議,匈牙利的新聞網站更盡是支持排外和奧班政府的激烈留言,局面似乎難以好轉。但往好的方面看,布達佩斯的非政府組織能迅速組織起義工網絡支援Keleti 的難民,並獲得市民廣泛同情和支持,甚至組織了一次「希望大遊行」(March of Hope),和難民一起徒步由布達佩斯走到奧地利邊境,最終迫使政府立場軟化,一度提供旅遊巴接載難民,讓到奧地利的火車重開。在人道災難面前,也許,意識形態並不總掩蓋人的良知;也許,我們還能看到一點點希望的微光。

(原文發表於星期日明報,2015年9月20日)

〈香港民族主義思考筆記〉的批判筆記

如常地落後形勢,到現在才讀完台灣學者吳叡人的〈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文章不錯,算是用完整系統的理論語言包裝過一次所謂香港的民族論述。有不少令人頭痛的不必要的炫學及「搗漿糊」式引用(如Durkheim 的Organic Solidarity 其實嚴格來講不是他所想說的意思、對Weber 和Miller 抽空前文後理式的引用--Miller 下面再說),考慮到文章也許是希望為香港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理論依據並壯聲勢(簡稱為政治運動背書),也可以理解。

不過其中最令人疑惑的,在於一位朋友曾向我提過的一點:為何要叫「民族」而不是「社群」或「本土」之類的稱號?作者說:

//「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年輕的作者們雖然強調香港民族具有共同的粵語文化,然而這個文化與香港價值一樣,本質上是開放,可以經學習而獲得的。這個開放的公民民族論,恰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成為鮮明對比。第二,「香港民族」是在現代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建構物//

又說:

//在經歷了八、九零年代來自西方社會人文理論的後現代、解構與後殖民思潮的激烈批判檢討之後,任何稍具正當性的民族主義論述都不可避免地必須辯證地吸收這些批判意見,整合到自身的視野之中//

也就是說(一)香港這個「民族」並沒有本質性的文化或血緣連繫;(二)作者也鼓勵參與運動者、認同運動者認清這一點,甚至要吸收諸如後殖民理論等批判民族主義的思潮(這點從他大段討論 Benedict Anderson 的 Imagined Communities,強調民族感是建構而來也可見到)。問題是,抽空了所有這些元素之後,民族主義還從何說起是「民族」呢?又和「社群」、「本土」的意象有多不同呢?後兩者一樣可以有爭取政治上自主的訴求。惟一也許說得上有點不同的,就是也許「民族」更在政治上具挑釁性--更容易引起「獨立」的聯想 (引文://打開了Pandora’s box,讓不可想像的變成可以想像的,並且在來日的行動中,逐漸可能成為自然的、合理的,乃至正當的。這是一種政治修辭對行動的召喚//)。問題是,把「民族」拉到獨立,也就是隱然的指向「民族=政治上獨立建國的權利」,不就正是最原始、最沒有「辯證地吸收這些批判意見」的民族主義想像嗎?既然「民族」所剩下的只有一種命運共同的情感(這確是值得重視的),而這種情感又相當依賴社會制度和社會動員的塑造,就因為這種情感和文化紐帶而直接跳到獨立建國的權利或正當性,就不是那麼不證自明了。但作者卻是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含混過去:他既沒有討論「民族」的個標籤為何重要,也沒有進一步思考用「民族」、而不是其他早已存在於香港政治討論脈絡的用字作為政治運動旗幟,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義,其實是和他在文章的其他主張有張力。

這裡就涉及到他對David Miller的引用。讀過的Miller 不多,但他對民族主義的思考,簡單來講,有兩個重點:(一)民族情感對實踐社會財富的分配正義有工具性的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可以令公民有較強的團結、較願意為其他公民付出和犧牲,而這一點是過往的政治哲學家忽視了的;(二)一般人認為「民族」的意識既是封閉的、也是建構出來的,因此是既不真實也不適合講求個人自主的開放社會,但 Miller 卻有兩點反駁:a) 如果我們有健全的保障基本人權的制度,其實可以減輕民族意識所帶來的封閉性的壞影響,b) 建構不代表是不真實的,例子是假如你是一個自幼被養父母收養了的孩子,你們感情很好,但你不知道他們不是你親生父母,二十年後你終於知道真相,所以整個親情都是建基於虛假的資訊,可是即使如此,你和他們的親情也是真的,也是值得重視的,而「建構」出來的民族意識也可作如是觀。

所以嚴格來說,Miller 應該不會認同:

//明確邊界的香港民族之存在,是在香港可能實施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前提//

他不過是指一種命運共同的感受既是值得重視、尊重,也有助(而不是前提)建構更鞏固的分配正義體制。更重要的是,Miller 在這裡談的是原來已有的民族意識之下,這些意識背後的共同情感值得重視和尊重。但對原本從來就沒有用「民族」這一意識來理解自身的社群來說呢?我們似乎就難以理解用新造的「民族」來取代「本土」或「社群」的意義有多大。這個「民族」意識,是一種忽視現實和概念之間距離的「挪用」--這其實是他對陳雲的「城邦」的批評,但一樣也可以用於「民族」這個概念之上。

最後一重的擔憂則是:「民族」意象在現實中其實始終與對其他文化和族群的開放性有張力,否則「公民民族主義」遠祖既然可以追塑至法國大革命,為何二十世紀我們又會面對民族主義引來的兩場世界大戰和種種災難?是不是「民族」這個意象本身,就會有這一重社會心理上的影響與傾向?Habermas 談「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說的其實也和公民民族主義的差不多,但他卻避用「民族」一詞,這也許是明智的選擇。

反過來,社群、本土在意象上則似乎更具開放性,也更切合香港的歷史軌跡:香港本來就是由移民組成、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團結的情感、意識、身份認同,真正重要的,是在此「地」生活過、是生活上的共同經驗,同時也不會關上了在文化上和族群上共融的開放性。這樣的開放性是重要的:香港原生的本土文化,也有很多的偏見、歧視、壓迫(正如所有的民間文化一樣),正需要有多元的良性碰撞來反思、自我修正、重新界定。「民族」的意象則似乎太快地把自我認同、以及一套一元的歷史敘事,即所謂的民族神話固定了。

最後,策略上,如果我們還覺得中共政權之下仍然有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者,則「民族」只會把合作大門關上,令同情者出於也許是情感、也許是策略上的考慮而卻步;反過來「本土」「社群」則是一個更開放的概念空間,甚或也可以和內地漸強的文化上的地方主義接上,共同追求一種多元的公民身份和歷史論述,以抵抗專制和一元化的政權。這一點已有很多人談過,也許就沒有甚麼新意了。

退場

我不是懂得談策略的人,也不在前線,甚至不在香港。可是,有關現在仍然持續的佔領金鐘、佔領旺角行動,以及這場雨傘運動的走向,還是有些想法希望寫出來,既是嘗試理清自己的思路,也給在香港現場的朋友一個或許有用的參考。應該不是甚麼高見,也就不必廣傳了。

就在我開始寫這篇文章的這一刻,警方再次向旺角發動的清場行動,才剛剛結束。警方由下午開始,和抗爭者轉戰至深夜,清走了不少路障,但最後示威者還是「守」住了旺角佔領區,不少抗爭者被噴胡椒噴霧,也有的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在好些現場傳來的視頻看來,不論是警察還是抗爭者,這次的情緒也很激動,而警察尤甚。也有消息傳來,指本來前線的警察已準備好佈防,今天一定要清場,但行動才開始了五分鐘,上頭就下令停止行動,於是警察的行動適成對抗爭者的挑釁。未知這消息真假。

但旺角「守」住了,是否一件好事?進一步的問題是,佔領是否還應該繼續下去?學民思潮的黃之鋒早一陣子才呼籲大家繼續守住旺角,學聯的成員也陸續往旺角支援,而似乎無論如何,金鐘在他們眼中都是要守下去的,似乎完全退出佔領,現階段是不能想像的。網上甚至有聲音說要佔領直至中共四中全會開幕,甚至佔到萬聖節。但我認為這個問題仍然是值得問的:佔領下去,為的是甚麼?

一個最常見的說法是,雨傘運動到現時為止,都沒有爭取到任何成果,退了就是功虧一簣。另外,現在政府正準備和學聯談判,如果佔領撤退了,就更沒有和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這兩個說法都值得商榷。

為何有群眾在街上,就是談判的籌碼?所謂阻礙公共秩序和經濟損失,不過是當權者用來合理化清場的說法,並不會真的動搖特區政府的管治。有說政府現在已經分裂為溫和與強硬兩派,但連日來的佔領和清場失利,似乎並不見得令強硬派失勢;談判開始過,也曾經擱置,卻並不見得溫和派因此被邊緣化,至少談判還能重開。也許可以這樣說:一開始的衝擊與佔領,二十萬人上街,以至包圍政總,的確給予政府很大的壓力;但隨著佔領持續,壓力似乎有遞減的趨勢;於是現階段的佔領,似乎並不見得為政府內部的派系角力帶來重要的因素,更不會令政府管治帶來大問題。也就是說,除非佔領運動擴大並持續,譬如說真的去「佔領」中環,即令到整個香港金融經濟體系停擺,也就是整個香港的經濟停擺,才會為政府帶來真正的管治成本;但即使如此,當權者會做的,似乎還是把責任全賴在佔領者身上。這將會是一場很難打的輿論戰,香港民情到時真的會同情抗爭者嗎?考之於外國例子,我其實很悲觀。

更重要的是,即使佔領運動擴大與持續,又或者現在的佔領區還能繼續「守」下去,警方和特區政府不論出於甚麼原因也好,最後宣佈無力清場,接下來抗爭者面對的,將是中共的介入。也許未必是出動解放軍來一次天安門式的清場,香港不是北京,這既太觸動國際的神經也(至少現階段)犯不著。但中共必定以某種方式介入,對政府有更直接的控制,同時正式實質上結束一國兩制,則是必然(早陣子的白皮書,也許就是那時的治港藍圖;陰謀論一點想,那甚至可能就是為了這個而準備的)。這個結果,又是否現在決意和警察在街道上周旋到底的抗爭者所樂見?這個後果,又是否香港所能承受?

有說,其實只要佔領運動一結束,又或者不論是否結束也好,之後中共全面介入香港,已是必然。所以撤退也無用。但如果是這樣,留守又有甚麼用?和警察拉鋸得頭破血流,消耗抗爭者極大的精力,又是為了甚麼?

我想,不少抗爭者會認為,繼續守下去,其實是為了(一)香港人的尊嚴,力戰至最後一刻;(二)佔領街道,群眾自發,互相守望,是抗爭群眾的一次大大的啟蒙,既擴展了對公共空間的想像,也擴展了對群眾運動、暴力等等的想像,於是這個「街道上的共和國」將會為民主運動注入新的動力;(三)中共內部以至港府內部也不穩,守下去,也許可以等到情況有變,到時香港民主化就可以畢其功於一役,或至少大有推進。

但以上真正和退場有衝突的,或至少在這一刻部署退場有衝突的,只有第三點。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有事實基礎的估算。當然,當年蘇聯一夜倒台,東歐共產國家陣營突然瓦解,事前也沒有人估計得到。但守下去就是為了這個渺茫的希望,實在難以令人心安。

討論(一)和(二),我們就回到退場爭議的第一點:現在甚麼都未爭取到,撤退就是功虧一簣嗎?

我認為恰恰相反。無論是現在退場,還是盡量全身而退地被清場,其實雨傘運動才是真的的勝利;當然,這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退場之後,參與過佔領並一直堅持下去的抗爭者們,可以組織起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抗爭連結平台。

除非以上的(三)成真,街道上的共和國都不可能真正成為香港的民主政體;甚至即使(三)成真也不可能。這樣無政府式的「無大台、無人代表我」自發行動好像很理想,但香港其實並未有這個土壤,而其實這樣的人性光輝時刻也不過是群眾運動常有的情況,不必過份吹捧。但當然這不是說,(二)的經驗是不珍貴的;我甚至會說,(二)才是這場運動最珍貴的成果。但怎樣才能好好保存這個成果呢?就是組織起來,用佔領街頭的鬥志,一方面經營論述,一方面整合抗爭力量,同時回到社區,佔領社區、佔領人心。

這最後一點指的不止是常見的擺街站動員,而是真正的做社區工作,用建制派滲透基層的方式,滲透社區,真的和社區連結。如果佔領者在旺角可以和附近支持的民眾打成一片,建立信任,一起為民主抗爭,為什麼走出了旺角,就做不來?如果真的做得來,又為何只留在旺角?這其實並不是難以想像的事。不少佔領華爾街的抗爭者,最後便都成了社區組織者,在基層抗爭。

而這一點和經營論述分不開。一個已經說了好久的問題是:如何把民主運動和民生扣連?民主論述需要變得更豐滿,然後才真的可以在社區層面、在人心的層面,種下民主抗爭的動機。我們希望一個民主化之後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這不是純粹理想性的問題,因為理念要變得讓人入心,就要具體、有可操作性,於是就要有現實的分析,譬如說中港的經濟交流的結構、香港本身的產業結構、香港在國際層次的定位等,這都是民主運動的論述應該考慮的因素,但相關的討論至今還是很少很少。要有效開展討論、累積論述,組織化也是必要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只有組織起來,一些更實質更重要的東西,才能真正的守住。舉個例,九二二的罷課中大有一萬人集會,之後四千人召開全民大會決定繼續罷課,到今天有親建制民眾衝擊中大,被近千中大學生dem beat 趕走。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學聯和學生會的抗爭力量之所以能組織起來,和中大以至各所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獨立性分不開。但這不是必然的。如何走入校園的建制,令中共不能進一步染指大學,收窄抗爭的物質空間?這也不是佔領街頭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把佔領運動盡快組織化,卻是進一步作相應部署的必要條件。相反,一天繼續要「守」住街頭守下去,一天這些部署就難有效開展。但當權者的入侵卻不會等人。

至於經常提到的不合作運動,我卻覺得也許不是太重要。原則上我當然支持總罷工總罷課,但還是那句,香港似乎仍未有相應的土壤。搞得成當然好,但似乎也不必勉強。另外,已經有不少人提到了,從現在開始,盡量幫襯小店,把佔領的精神內化成日常生活的原則,在日常生活抗爭,力量也許微少,但卻是強化民主意識抗爭意識的重要一環。

哎,寫著寫著寫了很長,那就再寫多一點吧。

因此,只有組織起來,不讓佔領精神只留在街道、隨時消散,而是能繼續和逐漸收緊抗爭空間的的當權者乃至中共周旋下去,(二)才是有意義的,然後(一)才是真的實現,雨傘運動才可以說有一個尚算成功的結果。談判甚麼的,既不可能真的有甚麼成果,也可能並不重要,因為大家都知道真正「話事」的是中共,而不是特區政府,而中共根本沒有讓步的必要、乃至意願(看看大陸官媒連續不斷樂此不疲的對雨傘運動的抹黑就可知了)。

但令人憂心的是,在廣場邏輯之下,大家都和警察殺紅了眼,還要鼓吹「沒有大會」,學聯學民失去控制,運動似乎正在向反方向走。譬如說不少抗爭者就提出了要和警察「打遊擊」,而學聯學民出於道義和運動倫理上的考慮,還是繼續留守並呼籲留守。這對雙學無疑是失策的。正如一位前輩就曾向我指出,一旦「遊擊」引起了甚麼的問題,遊擊者可以四散,其實最後追究責任都會落在雙學、尤其是已成年的學聯成員身上。不論是輿論上還是刑責上,雖然雙學已明顯不能控制所有示威者,但他們早已被認定是運動的搞手,出於道義考慮,他們也不見得會和抗爭者切割,於是他們將會承擔全部責任,譬如說被捕。

但雙學其實是現在最能號召組織化以保持運動成果、最有代表性正當性(所謂運動光環)的組織。事實上,早在他們不能再控制佔領區、「沒有大台」開始,他們留在街上,已經是對他們自己百害而無一利的了。他們至今還留在街頭、還在奔走呼籲聲援佔領區,其實根本是純粹道義上的考慮,尊重走出來的抗爭者,即使受指罵、受撿控的風險、錯過退場開展後續運動的契機,還是默默和抗爭者同行。這是對運動倫理的尊重,卻尊重得令人心痛。

以上的想法或許並不切事,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它的份量(分析和評論)已超出了它原來的目的(隨筆)了。但既然是公開的文章,我還是得為這篇文章負責:它的確是我的想法。但它意不在指點江山,教他人怎樣做;無論是走還是留,我都並沒有指點的位置。如果有甚麼人會讀它,我還是希望,其中的想法,不過是如我一開始所言:或許有用的參考。

套一位好友常說的一句,願和平與愛在香港深紮根。希望香港的朋友安好。

 

10月19日後記:有朋友指出,這上面的分析並沒指出最關鍵的兩個問題:(一)那麼甚麼時候「退場」才好?(二)當群眾被警察暴力對待之後,依然頂著警棍湧上街頭,你憑甚麼叫人退?他們又怎可能走?這兩個是相關的問題,重點則是上面完全沒有處理留守的抗爭者們的感受;他們不可能會因為這篇文章的論點而結束佔領。而只要這些群眾不離開,學聯學民就更加沒有可能退,因為雖然他們已沒有控制場面的能力,但在情在理,他們都不可能先於群眾宣佈結束佔領。

這些的確是我之前沒有想過的問題,而且對前面的分析也是致命的。且在這裡留個紀錄,備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