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本土:當時代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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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晚會臨近,面書上都是就有關八九民運對中國與香港的政治意義的交鋒和罵戰。本土派的學生組織領袖高調惡言批評支聯會和六四晚會,認為香港的政治新時代、新出路,在於和中國民族主義切割,而這個切割的關鍵,就是首先要和「建設民主中國」這一理念切割。所以他們對支聯會和六四晚會不只批評,也要攻擊,重中之重是要摧毀支聯會及其背後基本理念的正當性和情感基礎;非如此,本土之為本土,對本土派而言,無以確立。

這是香港前所未見的「反六四」的聲勢。悼念六四,將失去網絡上的新一代(或至少輿論和政治能量最強的一群)的同情了嗎?我想起的,卻是梁文道為楊照《讓故事照亮未來》(《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大陸版)寫的序,談起寓言故事的倫理價值的兩段:

然而,我們還是很難否認幼年那種看故事要看教訓的閱讀態度的價值。最起碼,它教懂了我們什麼叫做“寓言”,這種最基本的修辭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類認知范疇。《伊索寓言》和《世說新語》曾是無數人處世之道的啟蒙,創世神話則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們的底線人格,給出至為基礎的價值和世界觀﹔同時也讓我們學懂了一種有效的溝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種種寓言修辭去說服、勸誘和傳播。

正因為這種“故事加教訓”的寓言閱讀太過常見,反而令人容易忘記它其實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過了這麼多年,世上始終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訓”不只是把一個已經很完整的教訓裝進一則同樣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載了內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節同時也該是個說理的步驟,推動其前進的劇力也應該是某種真相漸次敞示的過程。換句話說,故事不是傳遞信息的包裹,而是構成一則信息的骨架,甚至是發現和發明某項事實與觀點的道具。所以,當我們稱贊一位作者很會用故事去“講道理”的時候,除了是因為他很會打包教訓,使其份外悅耳動聽、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訓徹底分離的外殼,而是內在於教訓的觀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見,聽故事要聽教訓,與聽故事要看它好不好聽,便不是能夠截然二分的兩回事了。

是因為我們失去了足以打動人、團結人心的倫理故事嗎?當道理失去故事的骨架,或故事僅成為早知結論的道理的外在容器,也許就是道理與良心和情感有距離的時候,也就是一切都不再是不證自明了。這是教訓失效的時刻。

還是說,為八九民運說同一個倫理故事的基礎,已經失去?還是說,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把它說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身份認同所繫的故事?它可能是良心的底線,是很多人的政治啟蒙,也可能是我們各自作為生命個體的重要記憶。但似乎這並不是我城燥動的人們想要的:他們需要的是有關自身的神話、符號,是引以為傲可以為之捨身的光榮過去,是以我最為自豪的形象界定身份的共同體。這是用以補償現實中的不安、不確定、自我認同的挫傷、一直被視為正當的社會倫理系統的崩解。

那些所謂的本土派層出不窮挖出來的似是而非的香港「國族」故事,乃至香港城邦論、民族論,其實都是在填充人們的這個需要,而丟掉「建設民主中國」,就是這個故事呼喚「我」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要是沒有可以和這些故事抗衡的倫理故事,「六四」終將完全失去那些渴望由故事得到自我認同的補償的人。我想,這才是整個爭辯的真正關鍵。香港的一九八九,可以包裝成這樣的一個近乎信仰的故事嗎?

我其實還未想得很清楚。我猶豫不決的,不是悼念六四或八九民運的意義,而是為一個「我們」說一個倫理故事的作用本身。這樣的倫理故事,換個說法,就是意識形態,人們渴求一個為壓迫與不安賦予意義的價值系統。真正成功的意識形態不是教條,而是把教條鑲嵌其中,一層又一層的打動人心的故事。可是,如果香港人一直的功利、輕視知識和犬儒的性格有甚麼德性的話,就是對這些大故事的冷漠:只有個人經驗是真實的,沒有一個「我們」可以鼓動情感令我們真的為之捨身。

六四晚會的「行禮如儀」之所以讓人反感,就是在於它毫無想像力;但反過來講,也許這正是其可貴之處:它並沒有野心去煽動我們甚麼。晚會遷就放工時間開始,在不阻大家回家瞓覺的時間結束,你看到甚麼、你在之後追求甚麼,是自己的事。沒有人會覺得去了晚會之後,會有強烈的「入教」情緒。「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倫理故事嗎?當時代翻轉,當人們不再安於無可無不可的平庸,而追求狂熱,那個關於我城的、建立我城人格的倫理故事,應該講,還是不講?

回想起來,才發覺自己其實一直沒有為八九六四寫過甚麼。還在中大學生會當幹事的時候,自然寫過政綱寫過聲明,但那都不算是我的文字。大學一年級開始去六四晚會,三年級的時候民主女神像入中大,那時我也在現場當糾察,看著當年的學生會會長在火車站廣場前朗讀宣言。但六四真正打動我的「經驗」,其實在更後。

那是四年前,當時還在中大工作,六四前某天放工,撞著當時的中大學生會在火車站辦的論壇,聽者寥寥。我不知道講者是誰,只看著她一頭白髮,在盛夏的微風和疏落的人影中,一直吃力地講,講那天晚上在廣場見到的一切,講她二十多年來的掙扎。那一刻好像有甚麼擊中了我。我甚至已經不再是見證者,只是見證者的見證,乃至見證的見證的見證;但只要我們還能分享到見證者心中的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隨著他們一起走進當年的黑夜,我們就沒有理由放著這份記憶不管,以為事不關己。我還是這樣覺得:天安門前的抗爭者面對暴政的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見證這些人之為人的苦難,令見證者有著見證的倫理責任;而作為見證著見證者的掙扎、痛苦、哀傷、恐懼和義憤的我們,也傳承了這樣的責任。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

不能迴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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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01/ 曾梓洋攝

寫在前頭:香港多事,難靜下心來讀書。現實政治的分析不是我本行,以下這篇或許有些散亂的筆記,更像是梳理自己讀了幾位朋友的文章之後的一些思考,所謂 thinking out loud。識見有限,我自然不能肯定這些想法有多準確捕捉到事實。我也不準備要說服讀者一些甚麼,或宣揚某一派的觀點。如果這篇 blog 能為大家提供一點參考,或至少因此注意其中提到的那些文章,抓住它們的問題意識與關懷,和它們的作者們一同思考,就已經很好了。

一.

Y.t. Chan 在面書寫了一篇頗受人注意的文章 〈香港發生乜野事?〉,談的是年初一晚旺角小販夜市引發的大規模警民衝突。當晚據說是因為食環署無理清場,與圍觀的市民衝突,後來警方和激進的本土派抗爭者相繼介入,雙方最後爆發暴力衝突,既有民眾向警察撕磚塊和垃圾桶,警方也發射胡椒噴霧,甚至向天開槍示警,又追打民眾。事後多人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和起訴。

事件的先後次序、誰先動手,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講法。但至少有四點是清楚的 :(一)警方向民眾使用了過度武力,向天開鎗更是法例不許可的;(二)不少民眾參與攻擊警察;(三)衝突最後和小販問題關係不大,衝突雙方多少都視這次為對特區政府不滿的一次爆發,是反政府運動的一環;(四)這次衝突是自香港六七暴動以來最暴力的一次警民衝突,算是跨過了由前年佔領運動以來一直未有跨過的「非暴力抗爭」界線,走入暴力抗爭的時代。

正如Y.t. Chan 的文章所言,這次衝突令很多人失語,因為即使不少關心政治的人,甚至參與社會抗爭多年的社會運動老手,都想不到抗爭的暴力程度會升級得這麼快。更令人不知如何面對的是,暴力對抗既是抗爭的必然發展(因為和平抗爭、只限自衛的非暴力抗爭之路,似乎都隨著佔領運動落幕、中共和特區政府在民主和民生政策上全都半步不讓而終結),但又不知道這樣的衝突的目標是甚麼、後果又將是甚麼。諒解甚至同情這些和警察搏鬥的抗爭者是一回事,但這樣的抗爭策略是不是一條應該走的路呢?

Y.t. Chan 文章說得好,需要詳引:

「大家還是活在一個治安良好、相對安全的社會,遇意外還是會報警求助。佢地心理上處於一個掙扎和拉扯的狀態。其他向政府施壓的方法統統試過但無用,但撐武力抗爭咩,即打開潘朵拉盒子,使動武普及化,社會的穩定性和安全感將嚴重受損,點取捨至好?……

要和世上其中一個最霸道的國家對抗,若拘泥於維護道義與尊嚴,類同自縛手腳。要增加勝算,須不擇手段,而一些污糟邋遢的工作始終要有人做。所以,不認同是一件事,那些燃燒生命,全力推動勇武抗爭的網絡紅人及意見領袖,其實也不容易做,教人寫個「服」字。但…… 要知道雞蛋武裝了,即使仍是雞蛋,但已變成會傷及無辜的雞蛋。所謂勇武時代,崇尚命運自主,一批血氣方剛而鬥爭欠分寸的年輕人,在網媒意見領袖推波助瀾下,忍不住會跑到最前線,和國家機器硬撼。……

勇武抗爭者,在本質上和非暴力的抗爭者截然不同,佢地同時是會施以襲擊的人。咁佢地到底有沒有底線的呢? 在政治鬥爭的新範式下,毋須守社會運動的道德倫理,為了反抗暴政,抗爭者能不能挾持或殺害警察? 旺角衝突,有記者遭抗爭者襲擊,事後還得到網上意見領袖的肯定。這個是否武力抗爭所容許,所鼓吹的事? 在「戰爭」時期,對藍絲這些港奸行施刑,殺一儆百又是否容許?假如正面硬碰不成,改為恐怖襲擊,放炸彈或縱火等等又行不行? 反正要更多人加入反政府陣營,訴諸武力,經濟必須衰到貼地,打城市遊擊戰有助加快PK的過程,有無辜市民犧牲是任何戰爭所無法避免的—支持武力抗爭者,認不認同這套恐襲者合理化自己所作所為的邏輯?……

支持勇武的年輕人,特別是各大學學生會,實在有必要向公眾解釋,一個隨時會殺人放火的反抗者,妳/你們還會不會支持?」

這是個很難回答但又不能迴避的問題。Y.t. Chan 的文章其實將這個由本土派主導的暴力抗爭那沒有說出來的邏輯講了出來:暴力之為手段,只可能有兩個目的:(一)令香港社會騷亂動盪不已,管治失效經濟崩潰,令中共不得不讓步以求平息亂局;(二)中共不讓步而鎮壓的話,香港血流成河,令國際社會(其實即美國)人道介入,和中共政治和解已不可能,從而借外國的軍事力量走向港獨。

我認為,其實仔細想下去,很有可能只有(二)才會是最終的結局:即使中共迫於壓力讓步,它又怎會容許一股足以令自己妥協的力量存在?讓步最多只會是一時的、策略性的,等待時機成熟,中共最終還是會翻盤把抗爭力量根除,抗爭力量不會坐以待斃,於是最終解決辦法還只是走(二),也就是流血港獨之路。於是真正的問題是:今日同情暴力抗爭者,是否支持流血港獨?這是暴力路線的最可能後果。當然,其實即使只走(一)之路,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講,已不好走。

二.

但若果不走暴力然後流血港獨這條代價極為高昂的路,香港還可以怎樣走下去?Y.t. Chan 港獨的這番討論,已經引入了國際(介入)的向度。也就是說,思考香港未來抗爭之路,中共和國際社會或美國的博奕這個向度,其實不得不談。這裡得從一位好友區諾軒的長文〈朝貢體系的本土定位〉()談起。

區諾軒在文章中說,近來中共那龐大的「一帶一路」規劃,其實「是以經濟實力增強東南亞、中亞以至東歐政治影響力,與美國重返亞洲、包圍中國的策略抗衡」,是希望建構一個新的以北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香港政府想做的似乎是積極配合,進一步和中國經濟體系融合,以在這次經濟擴張中分一杯羹。但區諾軒指出這個願望其實不切實際。一來因為中國經濟明顯放緩,二來「香港作為沿岸城市,成功從來建基於多方角力的狹縫之中……香港的地緣優勢,位處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中間,是成為貿易港、冷戰年代中國與世界交流中心的關鍵」,三來因為這樣的經濟融合伴隨著的是中共強迫香港放棄原來重視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公民自由、法治等的價值,以和大陸的經濟制度及其背後的價值看齊。因此,他主張民主黨派應該放棄過去和中共鬥而不破、重視溝通的策略,而應該走「不承認(人大831框架限定下的)基本法、不支持一國兩制」的路。

我的看法卻比較複雜:也許一帶一路並不只是一次尋常的經濟擴張,或抵抗美國軍事-經濟包圍的行動;或者說,突破美國以全球軍事優勢所支撐的經濟秩序,其實是中共生死存亡的一次賭博,不稱霸不能解決經濟崩盤的風險。這樣一來,香港面對的便不只是「參不參與一帶一路」的問題;是否和中國經濟融合,反而是一個政治忠誠的問題。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中國持續有通縮或至少通漲放緩的壓力,生產者物價指數連續五個月下秩,反映的是對中國生產的商品需求不足,引發的便是工廠倒閉、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等一連串經濟收縮的效應,更重要的是資本見中國生產再無利可圖,便會紛紛轉移到其他更有發展潛力的國家(譬如越南)。這將會是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打擊,也就是對以經濟成就維持管治合法性的中共的重大打擊。中國經濟至今未能成功轉型至內需主導,經濟如果要繼續擴張,便要靠出口。因此年初中國便讓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但這將引發同為後進國家的其他競爭經濟體相繼以壓低匯率來刺激出口,做成全球的通縮壓力。更重要的是,讓人民幣貶值,將會令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價值失去信心;事實上,早前中國政府就已經高調反駁索羅斯對中國經濟看淡的言論,聲稱人民幣幣值穩健,不會容許國際炒家狙擊。

當代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國家面對過類似(但非完全相同)的問題,那就是美國。七十年代美國面對所謂的滯漲,產品在全球競爭力下降(因為西德和日本經濟起飛),資本開始外流,最終迫使美國放棄戰後固定匯率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美元不再和金價固定掛勾,聯儲局大幅調高利率,國內則厲行緊縮政策,服從全球金融資本市場的秩序。重要的是,這些轉變並沒有令投資者失去對美國經濟和美元的信心:因為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體現為同盟國家都要在美軍的保護傘下,以防蘇聯的軍事威脅),在美國投資的需求以及對美元的信心仍然得以維持。或者形象一點:受美國軍事保護的國家其實也就是在交「保護費」,當然這些國家同時也受惠於美國市場。這個結構性的經濟強勢,一直維持至今日。

以此為鑑,「一帶一路」這個區諾軒所言的「朝貢體系」,可能便是紓解中國經濟困境、開拓需求和市場的一條生路。進一步而言,若果這一步棋成功,這證明了出口主導的方法行得通,中國現存的出口主導經濟將會繼續,那最終仍免不了和美國為首的經濟體系爭奪市場:惟一可以避免經濟崩盤,市場有充份需求的手段,其實說到尾只能是一個全球性的霸主地位,令其他國家不能不「交保護費」,配合體系核心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

這些和香港有甚麼關係?有的:這樣一來,問題就在於在這場經濟戰爭中,香港是配合中國呢,還是配合美國的問題。這就像是當年冷戰局面的一次倒轉:當年香港是美英所謂自由世界秩序的前線,中共故意留下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不收回,就是希望分化英美同盟,令他們利益分化;那麼,香港會甘於受美國利用來拖中共經濟發展大計的後腿呢,還是做中共大計之中,打入現行美國經濟秩序下的一枚棋子呢?香港至今也是中共對外金融投資最多的其中一個地方,雖然中共未至於沒有了香港不行,但香港還是有重要的戰略作用。因此政治忠誠就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了。

可以想像,如果香港「投誠」,中共大抵不會待薄香港:作為融入中國經濟新秩序的第一個經濟體,香港將會是對一帶一路規劃下那些國家的「示範單位」,只要中共本身經濟不崩盤的話。但這也有底線:如果香港經濟和政治秩序上不可信,譬如政治和社會精英將會出賣或流通重要的經濟戰略信息到美國,對中共的要求陽奉陰違,之類之類,那中共大抵是會徹底任由香港管治失效而不足惜,就任由香港變得不能管治,在大戰中out of equation,那至少能減少風險。

這樣看來,也許這幾年來中央對香港泛民主派又或者說溫和派的強硬攻勢,便很可能是一次壓力測試,而想看看測試結果的可能並不只中共,還包括美國。香港人對中共的反感,會走得多遠?香港的精英階層,會傾向民間抗爭和民眾的不滿,還是會對中共輸誠?可以有多少利用價值?

三.

不過無論如何,以這樣的框架來看香港局勢的話,有一點倒可以肯定:正如當年中共不會為了民族主義要收回一河之隔的香港,美國乃至國際社會,大抵也不會因為人道理由(更別說香港的市場經濟和人權)而和中共翻盤硬碰。當然,中共也會盡量避免香港重演六四,以免落國際口實——但這並不是說中共會避免流血;只要有不落口實的藉口,就當然可以暴力鎮壓:譬如說「分離主義」,也就是推翻「基本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個一直以來國際都認可的安排。這樣看來,流血港獨,未必完全不可能(太多變數了),但卻是相當兇險的一著。

基於這些想法,我的結論和區諾軒恰恰相反:長遠而言,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依然應該要守,也應該是抗爭陣營拿來說事的基本。因為香港對中共可以討價還價的,似乎就是一個表面上自由、自治、穩定的外殼。中共之所以連出白皮書和831 落閘,也還不推翻基本法,也許就是因為基本法的存在,也是香港在中共的經濟稱霸大戰略之下尚有的存在價值。某程度上,這是一種另類的「芬蘭化」:制度上的維持現狀,對中共對國際都不落口實,對大家都有利;雖然,以議價能力來說,香港和面對蘇聯的芬蘭,實在相差太遠。

退一步說,連據說親本土派的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星火」也未有明言主張放棄一國兩制(甚至以違反一國兩制來批評中共),也至今未願意承認是否主張港獨,其他有組織的本土派抗爭勢力亦未有公開打出港獨旗幟;那麼,即使泛民也談本土關懷,是否就有必要去到「不承認、不支持」呢?這其實是會比現存的本土派走得更遠呢。

四.

2047年是香港五十年不變的終點,距今只剩下三十年的時間。正如端傳媒的記者鐘耀華在一篇訪問中提出,我們是時候思考這個三十年後的「第二次前途問題」。我想,中共在經濟上(也就是在世界政治上)稱霸、挑戰以現行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秩序之路上,和美國以及全球經濟體系的博奕,將會是思考中共對港的政治要求的重要框架。無論上面的那些沙盤推演是否成真,或中共是否真的會崩盤(誰說得準呢),這個博奕的框架都應該是思考的起點,也應該被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否則二次前途問題的戰略無從談起。

有要求,就有議價的可能。如何透過不同的抗爭方式來和中共博奕,將會是思考二次前途的政治關鍵。政治上的不同路線和可能性,都應該是重要的選項,不應該非此即彼;更重要的,是明白一條路線走下去會有何策略後果,而不應被意識形態騎劫,不顧一切的一路溫和或暴力到底。正如Y.t. Chan 的文章所言,「和平非暴力的抗爭同樣無法令中共屈服,但佢道德感召既威力確實有拖慢赤化的功效。何況,同樣等「支爆」帶來變數,拖延戰術不代表消極,武力抗爭亦非想象中那樣進取。那麼,除了二揀一,前者和後者是否可以並存,又怎樣並存,方產生正面的化學作用,這至少是黃絲值得深思下去的問題。」

五.

這裡只談多一點:在討論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時,中歐諸國,即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1989 年對蘇聯的抗爭史,竟意外地沒有人多講(我自己則寫了這篇這篇這篇,但也不算談得太深入和聚焦於抗爭)。事實上,這些中歐國家的成功不僅是和平抗爭的典範(如有名的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更是民主轉型的最成功例子:這些國家在極短的時間內,民主制度和價值便已相對鞏固。

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面對蘇聯軍事威脅,抗爭者沒有暴力硬碰的把柄,但蘇聯也受限於和美國的爭霸角力而不會輕易動武,這些都和香港面對中共的形勢彷彿相似。他們的非暴力抗爭,是否真的和共產黨陣營倒下沒有關係呢?還是其實他們真的有效地抵抗了威權政府,至少拖延了公民社會的全面覆沒呢?更重要的是,作為抗爭策略,它是否也有一些暴力抗爭所沒有的內在價值,足以成為後抗爭轉型的 legacy(譬如說,對多元與自由作為價值的尊重),引向一個更穩健的未來?反過來說,暴力抗爭即使有效,以暴力作為winning strategy 對民主轉型和鞏固的後果、會留下怎樣的 legacy,我們又有沒有充分的認識和警剔?

非暴力抗爭的價值何在,尤其是長遠的價值何在,這是一個值得想下去的問題,而不應該隨著佔領運動的所謂失敗,就被掃入歷史的垃圾箱。

Tomb of György Lukács, Kerepesi Cemetery, Budapest, Hungary

責任

本來對所謂自由主義與左翼的辯論已決定不寫甚麼,一來是因為忙碌無力寫長文,二來也是因為對很多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香港抗爭形勢與策略等的問題,都未有好完備的判斷。近來和人討論,多了很多 「On the one hand」與「On the other hand」,這種猶豫不決與和稀泥連自己都有點難受,何況擺出來逼人家讀。不過因為研究需要,近來再讀了多一點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再遙想他的種種經歷,想想當下香港的許多爭論--不只自由主義與左翼之爭,還有暴力與否、退聯與否種種爭論--就不由得感慨萬千。然後又重新再讀 Isaac 君兩篇頗多人share的文章〈自由主義是甚麼〉〈馬克思主義已死?--回應周保松〉,覺得也不妨花一點時間寫點讀後感,算是為自己近來的一點知性上的掙扎,留個注腳。

這篇文章會如常地有點迂迴(如果不是迂腐)。和當下爭論相關的,是盧卡奇有關「責任」和「整體性」(Totality,不知這樣的中譯是否好,姑且先用)的想法,不過談盧卡奇之前,得先由 Immanuel Wallerstein 談起。

Immanuel Wallerstein 最有名的著作自然是他的一本小書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以及他的世界體系 (World system)理論。說來慚愧,我其實還未有時間讀這本名著,不過他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大概,我卻由他的文集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中的一篇文章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裡讀過(因為是修過的一個課的required reading,慚愧),略知一二。

簡單來說,他的世界體系理論是指,當我們談資本主義,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看譬如說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如何如何、剝削又是如何如何,因為資本主義其實是一個不必然受國界限制的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透過經濟分工和交易,不同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演變其實互相扣連息息相關。一旦分工與交易的體系確立--無論是否有意,其實多數是無意的,這正是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威力--我們就不能說,一些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建立起有如歐美的完善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生產方式「落後」、甚至還停留在使用奴隸制,是因為它們的制度自身不夠進步。因為它們的生產方式和體制都是受國際分工與國際市場所左右,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Core)掌握了最重要最龐大的資本與技術,因為他們歷史上先起步的優勢,令到那些發展中國家只能分到一些落後的,如依賴天然資源或勞動密集的商品生產,被迫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邊緣(Periphery)。它們不但難以和核心國家競爭,更根本的是整個消費市場和購買力、投資資本都集中在核心國家,它們整個經濟因此都只能依賴核心國家的需求(此即社會科學理論上一度很有名的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的基本框架)。因此它們的落後、體制的不完善、血汗工廠甚至奴隸制度,都是先進、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份促成的--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與分工的必然結果。

Wallerstein 的其中一個最有爭議性的判斷就是:即使是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即使執政的共產黨自稱是在行社會主義經濟,他們其實都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份,並吊詭地甚至有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這是因為革命後的俄羅斯(即是蘇聯--雖然領土上略有不同),其發展軌跡,其實可以說是一個邊緣的國家透過閉關鎖國、集體化和集權化,進行急速的工業化,以重新維持其半邊緣(semi-periphery)的地位,這其實和十七世紀晚期英法的重商主義、十九世紀的美國的保護主義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而半邊緣的國家,Wallerstein 將之類比為一國經濟之內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存在和保守性,恰恰有助於分化那些反抗資產統治階級的力量,因此是有助社會穩定的。同樣道理,半邊緣國家因為其分工的角色是有助穩定世界體系的;因此,蘇聯(乃至整個共產主義陣營)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一方面其發展其實都還是受制於西歐美國的巨大優勢因而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它們其實也是起著穩定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作用,這些都是因為國際分工而確定了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這套分析,其實也是 Isaac 君第二篇文章裡回應應周保松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的立論根據。不得不承認,Wallerstein  這套理論其實相當有啟發性,比照不少歷史發展的軌跡,也很有說服力;事實上,我雖然所知甚少,但據一位讀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朋友說,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甚至是這兩個專業中的顯學,是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可是,如果仔細想深一層,這個理論思路其實頗為霸道。如果循這個思路不加限制的推論下去,有甚麼問題、壓迫、和剝削,可以不算到資本主義的頭上呢?形象點說,這不是一種理論上的技安主義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就是你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你國家內所面對的問題,依然都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所有改良甚至挑戰資本主義體系的嘗試,一旦成功了--世界革命來臨,我們不再有剝削--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一旦失敗了或引起種種問題與災難,就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與社會主義無尤。所以社會主義一定是不會錯的,或至少一定不用為問題負責的--一日未有世界革命,所有問題都是資本主義問題,都要資本主義體系、資本家來「負責」。

我不希望給人覺得我是在為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做辯護士--正如我前面說了的,這套說法其實很有解釋力,蘇聯面對的困局也是真的,拉美國家的「依賴」與被剝削,更是血跡斑斑卻又被資本主義主流論述硬生生壓制下去的一段黑歷史。但問題在於「不加限制」,或不加所謂的 qualifications--這樣的一套因果鏈一路推下去,可以在那裡停?

另一方面,我們又是否願意用同樣的邏輯去理解論敵?Isaac 君在第一篇文章裡批評自由主義者曾經容忍甚至支持奴隸制、殖民地--真實發生了的歷史自然難以辯駁,但按世界體系的內在邏輯,我們也是否可以說,自由主義者的容忍與退讓,其實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尚未鞏固確立、資產階級尚要和封建地主階級和其體系作鬥爭,所以得「退一步,進兩步」?到了美國南北戰爭之後,奴隸制不也是沒落了嗎?二戰之後,殖民地不也都解殖了嗎?可不可以說,正是在這些時候,資本主義體系才取得真正的決定性的勝利(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終於成功了!),所以之後才算數,之前的都不是資本主義的錯?這樣的說法自然荒謬和冷血得令人髮指,但用同樣的思路去理解共產主義陣營、社會主義理論,為何就可以了?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事實上,這其實不只是 Wallerstein這套理論自身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思路其實有其更深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這就是盧卡奇的 Totality 理論,即我們分析某一歷史事件或現象時,不能孤立地看,而是要有一套 reality as social process 的觀念,所有所謂社會現實,都是背後有錯綜複雜的生成歷史和受其他因素影響。盧卡奇的哲學分析相當精彩(最直接自然應該看他的有名文章〈What is Orthodox Marxism〉),但其整個思路其實可以用馬克思幾句著名的話總結:

“A negro is a negro. He only becomes a slav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cotton-spinning jenny is a machine for spinning cotton. Onl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does it becomes capital. Torn from those circumstance it is no more capital than gold is money or sugar the price of sugar.”(引自盧卡奇文章)

所有社會現象都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權力關係和歷史脈絡之下,才能理解其本質。機器本身不是資本,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它才是資本,也就是說資本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係,一如勞動者、金錢、商品。它們的特質和影響我們生活的方式,都是由社會關係--也就是社會的生產關係--所界定的。

這個說法當然很有洞見--在不少甚至大多數的情況下,我甚至覺得這是最有用的切入社會分析的思考方式--問題是,一旦我們談到責任誰屬時、一旦我們談道德對錯時,這個因果鏈,在哪裡停?紡織機在英國是資本家用以壓迫工人的資本,那麼在蘇聯的國家工廠同樣被迫強制用紡織機勞動的工人,他們所受的壓迫,責任是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體制,還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盧卡奇對這個責任問題其實有所思考,這就是在他另一篇有名的文章〈Tactics and Ethics〉裡的說法:

“The sense of world history determines the tactical criteria, and it is before history that he who does not deviate for reasons of expediency from the narrow, steep path of correct action prescribed b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hich alone leads to the goal, under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all his deeds.”

假定歷史唯物論是對的,所有有助無產階級擊敗資產階級、帶來世界革命、結束人與人的剝削的策略與行動,都是對的。為了這個目標,我們甚至應該反對所有的「袋住先」--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改善了工人的福利,既然革命退潮,不如「袋住先」?不可以--如果代價是消弭工人的抗爭意識。他在文章的開頭有一個精彩的例子說明問題的關鍵:

“The ‘at most’ needs special emphasis, for an objective like that of the French Legitimist Restoration, namely the acknowledgment, in any sense whatever, of the legal order of the Revolution, was already tantamount to a compromise.”

作為保皇復興帝制的黨人,一旦參與到民主議會裡去,即使是只為爭取議席和利益也好,已經是原則上--或最終目的上--的退讓了。同樣道理,除非是相當極端的情況,否則不衝擊資本主義議會制的所有行動,都是有問題的。

很有道理吧--我們不也是都在反對在香港普選的問題上「袋住先」?但問題還是在於:如果不加限制、不加界定到底實質上的得與失是甚麼、箇中道德分量的比重是甚麼的話,從根本思路上反對任何「袋住先」,又或者「和理非」或「退場」的話,到底在哪裡停?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對的,我們是被壓迫者,於是一切手段,不論會帶來甚麼後果,都是無問題的--一旦有甚麼問題,譬如來真的暴力革命所流的血--錯的要負責的,都是當權者、資本家、資本主義體系?我不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遠遠不是,正如所有自由主義者都不是--問題是,具體的暴力形式與代價,是要具體談的;而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把最終的責任,歸咎於「體制」,因為這是一種取消個人對他人的責任的危險思路--如果說當代的左翼自由主義者為什麼不輕言暴力、甚至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天然的戒心或Distaste的話,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也許是偏見--難道左翼對自由主義者沒有偏見嗎--但卻是一種不無道理的偏見(當然,正如左翼對自由主義的和理非、溫和傾向建制的批評,也是偏見--但不無道理)。

雨傘革命失敗了嗎?如果是,是學聯的「責任」嗎?退聯是「共產黨最開心」嗎?一旦共產黨(或建制in general)真的因此少了一個有相當組織力的對手,是主張退聯的人的責任,還是學聯不能取信於人的責任,還是一切都是共產黨的責任?有好後果當然好,但那些壞的後果誰會願意走出來承擔責任?還是成功了就是抗爭的光榮,所有的成本都是對方的責任、甚至失敗了,也是對方的責任,「愚蠢而庸俗的是這個世界,而不是我;對後果應負什麼責任,與我無關;這個責任,是那些受我辛勞服務,並有待我來掃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Max Weber 語)?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問題都不(完全)是反問或質問--這樣的思路一路走下去,其實也是有問題的--抗爭者是受制度所排斥、壓迫,沒有組織沒有資源,甚至連「光環」都沒有,死了多少都沒有主流媒體關注--內地工人和居民的維權抗爭,我們有關心過嗎?更何況世界各地受壓迫者的抗爭?--你要他們想「責任」,為自己的行為去做道德「論證」,是否更冷血?也許是的。但我想,同一時間,也許,我們也不應太快把自己放到弱者的位置--還能上面書和人筆戰的你,情何以堪呢?同理心過了頭就是自以為是,也許,更是對思想的一種懶惰,甚至逃避了。

更重要的也許是,當我們真的希望調動理論看世界時,總不要忘記 qualification,對自己如是,理解論敵時,也應如是。

議會

2014-03-30 15.19.49

匈牙利的國會大樓是歐洲最古老的國會大樓之一,也有說是歐洲大陸上最宏偉的國會。國會大樓於1873年決議興建,1904年才竣工,建了足足三十年。

匈牙利人對國會的建設如此隆重其事不是沒有原因的。國會從來都匈牙利民族自主和抗爭的象徵,匈牙利近代最早的獨立運動就是始於爭取原來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室操控的議會,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決定匈牙利本土的事務。1848 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其前奏就是之前二十多年一連串的爭取議會更大權力的抗爭;引爆1848革命的,就是民眾所提出的「十二點宣言」,其中的第三點就是開常設的、自主的國會 (以往國會是由奧地利皇帝召開才會開會)。1848年的革命被奧地利和沙俄軍隊聯合血腥鎮壓告終。到了1867年,奧地利因為在對普魯士的普奧戰爭中失利,被迫和匈牙利國會中的溫和派領袖 Ferenc Deák 妥協,於是成立了史上有名的「奧匈(二元) 帝國」,匈牙利王國除了外交、軍事和財政大臣是和維也納的奧地利帝國共享以外,其他一切都有相當的自主權,國際地位也大幅提升。

但這其實某程度上只是慘勝。1867年的妥協方案雖然建立了二元帝國,但其實匈牙利真正的自主權比1848年前爭取回來的還要少,而且作為交換條件,還要承諾負擔奧地利相當一部分的國債。但因為1848年的革命引來血腥鎮壓,國會也被奧地利瘋狂打壓,整個匈牙利直到1867之前基本上都是處於軍事獨裁統治之下。作為中間派,Ferenc Deák 也許已經盡了力折衷 (目前佩斯市中心的一個廣場,也是交通樞紐,就是以他為名。比他年代早一點的議會激進派領袖、保障少數民族權益的先行者Lajos Kossuth,則成為了國會廣場的名字)。而這樣以優待匈牙利人的地位、滿足匈牙利人的虛榮心而不是給予匈牙利實質權力的妥協,也有曲折的代價,就是加劇了匈牙利人在本土內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這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保護都是奧地利皇帝作為匈牙利國王而主張的,而匈牙利人不少就覺得1867年的妥協根本就是強加於他們;同時少數民族卻覺得只把匈牙利視作匈牙利人的地方、只把匈牙利人而不是一視同仁把其他民族也視為帝國共同體的一員,是對同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他們不尊重。

但無論如何,有自己的國會,由自己選出來的議員,透過規範的會議討論、用公共理性凝聚社會公意,決定自己土地上的政策和未來,這不是虛無飄渺的理論構想或道德幻覺;這對匈牙利十九世紀的抗爭者們,有真實的價值,匈牙利的國會史,是人民用長久的抗爭、甚至用鮮血和犧牲寫出來的。一個地方民眾的自主,首先要爭的,是一個自主的、真正屬於人民的、不受外力操縱的議會。然後這個地方才可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不是由外力強加的法律和政策。自己的議會,是自主的象徵,是一地民眾的公共意志的象徵;所以它得宏偉,所有它的議事需要理性、莊嚴。

香港的議會,剛剛過了黑暗的一天。香港的未來,也許將和十九世紀的匈牙利同樣動盪,只知當權者步步進迫,卻不知道抗爭終會走向何處。自主、抗爭、妥協、犬儒──要如何對抗邪惡?當年和今日也許同樣糾結,終或引向許許多多不可預計的事態發展。幫不了甚麼,只能希望香港和匈牙利,議會內外的抗爭者,也都不忘議會之為議會本來的意義,勿忘初衷。

一頁布達佩斯建築史

住布達佩斯的一個好玩之處,就係隨便一幢樓都背後都可能有好曲折的歷史。今日參加了 Budapest 100的一個tour,是一個介紹市內一些剛好一百年歷史的大樓的活動,而今次介紹的就是Nádor 11,是CEU的其中一座教學樓,帶tour的是歷史系的一位教授,講的其實是Nádor 9 (CEU的Main building) 和Nádor 11 的一點歷史。

原來Nádor 11建於1914年,Nádor 9 則建於1820年,都是由當年在哈布斯堡皇室和奧匈帝國都屬Aristocrat 的Festetics家族擁有,是建於布達佩斯市內的Urban Palace。Festetics 家族先是建成了Nádor 9,後來再在1865年再買下了Nádor 11,1878年Nádor 11成為了家族自住的物業,Nádor 9 卻已部分被用來放租,成為了不少律師行和銀行的辦公室。到了1912年Nádor 11 被其中一位家族成員繼承,決定改建,由兩位年輕建築師 (Bela Janszky 和Tibor Szivessy) 接手,由1914年開始改建,1915年建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但在此之前誰也想像不到一片繁榮進步景象的歐洲會打仗,更想像不到一打就是世界大戰。到了1915 大樓工程快將完工的時候,戰爭已經明顯不會在短時間結束,其殘酷更是超出所有人的想像,於是建築師特別在Nádor 11 的外牆上雕了三幅浮雕,來象徵他們對戰爭的憂慮。中間的是兩個赤裸的人在互相廝殺,最左邊的是其中一人死了,另一個人抱著他痛哭。最右手邊的,則是畫了一人帶著兩個孩子走難,都是象徵戰爭的殘酷。

Bela Janszky 和Tibor Szivessy 是當年年輕一代的建築師,而Nádor 11 代表的則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布達佩斯最重要的建築風格。當時布達佩斯剛剛合併,成為了歐洲第七大城市,也是帝國第二大城市,僅次於維也納。為了和維也納較勁,當年的布達佩斯吸引了一大班的建築師去嘗試設計一些有布達佩斯獨特風格的建築,而Nádor 11 就是其中一件成品,據說是揉合了歐洲其他大城市的風格和外息凡尼亞的傳統建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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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ádor 9 的建築師 Mihály Pollack 原來很有來頭,是那個年代匈牙利最重要的建築師,Hungarian National Museum 則是他最有名的作品。Nádor 9 則是他的年輕作品。由於是都會區商業街,地方當然不可能有郊區那麼大,那麼這個urban palace如何才能保持palace的氣派? 據教授所說,Mihály Pollack 很聰明的把本來大樓的轉角位砍掉,變成了斜開的大門 (也是今天CEU的正門),於是街角的十字路口便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廣場位,避免了大門對著一條狹窄街道的侷促。Nádor 9 正對面是 Lipótváros Casino ,並不只是賭場,而是二戰前 Lipótváros 區域內資產階級的文化活動中心,裡面曾經有劇場、咖啡廳、餐廳。二戰之後倒閉,既是因為共產黨的接管,更是因為原來的會員幾乎都在二戰中死光– 原來1800個會員在二戰中死了1200個,其中不少是死於Holocaust,因為布達佩斯新興資產階級之中,很大部分都是猶太人,而匈牙利當時則是德國以外其中一個最積極排猶的地方。四十年代共產政權接管之後,這裡成為了人民解放軍的文化俱樂部,現在則是私人的商業大樓,有餐廳也有銀行 (我就是到那裡的銀行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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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幢大樓所在的區域是在十九世紀中期漸漸發展起來的金融商業區– 或更直接來說是銀行區 (現在仍是布達佩斯的銀行區,是市內最posh 的一個區域)。後來1873年佩斯和布達以及老布達城區正式合併為布達佩斯,這個區域更加成為了新興資產階級活動的中心,因此這稱為Lipótváros 的區域其實是新時代的文化、潮流、自然還有商業活動的核心地帶。正因如此,像Festetics 這樣的舊貴族才會想從市郊真正的palace 搬進來,希望參與進去新興資產階級的圈子。到了1904年,附近的匈牙利國會建成,Lipótváros 更是同時一躍成為政治中心。二戰之後,Nádor 9 和 Nádor 11則曾被共產黨政權用作秘密警察的辦公室 (!) 和中央計劃辦公室 (!),而1989 年共產黨政權倒台以後,則被索羅斯收購,成為了CEU的物業。

Nádor 9 和 Nádor 11曾經是貴族的urban palace,後來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商業樞紐的一部分,然後又一變而成為最能象徵東歐共產政權的秘密警察的辦公室和中央計劃辦公室,到了二十世紀末,又變成反共的資本家急先鋒開辦的學術基地。兩幢大樓幾度易手的經歷,幾乎就是百多年歷史的濃縮版,不同的主子之間還要針鋒相對,這也許是歷史開的玩笑?